独尊儒术有什么深远影响 独尊儒术的意义

独尊儒术的意义

独尊儒术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对儒学成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独尊儒术限制了民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提出，在汉武帝时开始推行。《董仲舒传》中记载了董仲舒提议的原话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武帝纪赞》中，记载了汉武帝的做法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历史书没敢说出来

记得初中学习汉朝历史，老师分析汉武帝能够北驱匈奴，让汉朝变得强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采取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按照老师的暗示和自己的理解，貌似只有儒家思想才能让国家强盛起来，不被外族欺负。

当时的我还特意按照这个逻辑对比了每个王朝的兴衰史，结果与想象的大不一样。盛唐是黄老，大儒辈出的宋朝被北方游牧欺负不要不要的，到了尊崇儒家的清朝更是把老百姓教育的越来越弱。对所谓的儒术能让国家强盛的观点，我第一次产生了怀疑。

曲阜孔庙

直到后到后来上了大学，不务正业的开始看各种“闲书杂书”，才发现曾经的自己着相了（见注释1），汉武帝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表象，不论是儒家、墨家或者是阴阳家， 汉武帝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取代黄老学说（也就是道家）的势力，因为黄老学说正是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势力旗帜，除此之外，这个新兴势力还要完全听命于自己。

而在当时，诸子百家大多早已明存实亡，唯有儒家既有莘莘学子，又都很少做官，最重要的是儒家和道家自古就不太对付，所以汉武帝就借策问的机会，向当时的名儒董仲舒伸出了橄榄枝，二人一拍即合，才有了后来的这场运动。不过事情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详细了解这件事我们还需要从传奇女子窦太后说起。

2010年由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美人心计》，讲述的便是窦太后的故事。在剧中年轻的她还只是为婢女，名字是窦漪房（又名窦姬），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成长为全力滔天的窦太后，前前后后共历经了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四朝。

之所以说她是一个传奇，是因为她在做婢女时，被安排去服侍吕后，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把情敌戚夫人做成人彘的吕后。后来朝廷要遣散年纪大的宫女时，窦漪房本想跟随赵王刘如意去封地，因为赵王封地恰好是她老家。兴许是窦漪房伺候吕后很尽心，让冷酷的吕后心生一丝好感，在离别之际，竟然强硬指派窦漪房，跟随代王刘恒去了代国，刘恒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刘恒即位后，窦漪房被立为皇后。到了景帝朝，又被尊为皇太后。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尊其为太皇太后。汉朝初年由于国力匮乏，讲究的治国理念是休养生息和道家的无为而治，黄老学说鼎盛一时，到了武帝初年，窦太后已经成为帝国政权黄老派的代言人，手下一大批培养起来的官员做羽翼，一言九鼎丝毫不为过。

但人终有一死，窦太后也是如此，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但她培植的势力却依然盘根错节存在于朝堂上，虽然不能像之前那样把汉武帝架空成傀儡，但掣肘一下，或是搞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是很轻松的。以上是汉武帝发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的历史背景。

大家印象中真的汉武帝，似乎上来就是一代雄主，但正如那句经典的社会经验：“每一位爷都是从装孙子开始的。”刚刚登基的汉武帝，就老老实实的装了好几年的孙子，直到窦太后去世，才算亲政。但此时朝堂上大半都是窦太后的势力。尤其是窦太后的侄子窦婴。

窦婴虽然是外戚，但能力一点也不差，汉景帝时期的任大将军，参与平定了著名的“七国之乱”（见注释2）。到了武帝初年，窦婴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了，窦太后时候，窦婴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人物。所以汉武帝此时想要彻底掌握权力，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但明面上清理窦氏外戚，会激起众怒的，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为此，汉武帝开始寻找突破口。正史中关于这段的记载是汉武帝召见名儒董仲舒，并有了那场著名的策论：“天人三策”（见注释3）。不过这都是正史修饰过的描述。汉武帝想问的本质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我怎么才能独裁？“

董仲舒给出的答案是我们所熟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翻译成白话就是：以清理黄老学说的名义把窦氏嫡系清除干净，还上只听汉武帝一个人的儒生，这就是这场运动的本质。无独有偶，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都是和上面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样，挂羊头卖狗肉，为了麻痹敌人（既得利益集团），而给自己披上的伪装而已。关于这点，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刘询（又名刘病已）就看的最为透彻：

汉宣帝的这段话是说给自己的儿子刘奭（shì），也就后来的汉元帝听得，意思是说：我们大汉朝有自己第一套游戏规则（潜台词是不应拘泥于某一种形式上的学说），不论是霸道还是王道，谁能巩固统治，让国家强盛就用哪个，一种不行还可以几种方法混着来，总之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满口仁义道德教化是说给老百姓听得，孩子你别当真！

只可惜刘奭把老爸的这番话当成了耳旁风，西汉从此盛极而衰，而后世又不断重蹈覆辙。或许汉武帝也不曾想到，自己一时夺权的小把戏，竟然影响了后世千年。

注释1：着（ zhuó）相，是一个佛教术语，意思是执着于外相、虚相或个体意识而偏离了本质。

注释2：七国之乱爆发于汉景帝时期，是一场由吴王刘濞领导，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共同发动的一场诸侯王叛乱。起因是景帝三年（公元前154）由晁错提出的《削藩策》，触动了诸侯王们的既得利益。

注释3：汉武帝对董仲舒的三次策问分别是：1、固统治的根本道理，2、武治理国家的政术，3、天人感应的问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有哪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一项重要政策，但为何要在百家中独尊儒术，儒家又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汉武帝为何做出了这样的抉择。武帝即位前，汉朝处于文景之治下，治国思想是道家的黄老之术，主张无为而治。当时的境遇很像后来的宋朝，富而不强。在无为而治几十年后，虽然百业得以复兴，各种新问题也涌现出来，政府由无为开始转向有为已是大势所趋。但又该如何有为，刚即位的武帝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汉武帝像

建元元年（前140年），丞相卫绾上奏罢黜修习法家，纵横家的人，防止他们扰乱国政，武帝准其所奏，由此拉开了改革的序幕。随后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都爱好儒家学说，推荐赵绾当了御史大夫，王臧担任郎中令。准备用儒家的有为代替黄老之术的清静无为作为治国之策。然而此时掌握大权是窦太后，窦太后是经历过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朝的老人，亲眼见证了黄老治国几十年的丰硕成果。老年人常守旧，因而尊崇黄老的窦太后对于这些人崇儒贬道很不满，王臧、赵绾被下狱处死，窦婴、田蚡被解除官职。汉武帝第一次尝试即失败。

阻拦汉武帝的不仅仅是窦太后一人，而是许多受惠于无为而治的人，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之一。作为诸侯王的刘安，希望朝廷继续对诸侯国采取清静无为的政策，以使得诸侯国保持独立王国的地位。为此他组织门客编写了《淮南子》，书中主要内容就是宣扬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

虽然汉武帝此次任用儒家最终失败，但在秦朝遭受重大损失的儒家经过了几十年的恢复发展已经具备了代替道家治国的条件。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自淮南还，过鲁，专程到曲阜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猪、牛、羊三牲各一）祭祀孔子，开了帝王祭孔的先河。由此儒家开始受到尊崇。秦始皇禁民间藏书与项羽焚烧咸阳博士馆藏书后，儒家典籍几乎丧失殆尽。好在秦朝和秦末乱世时间都不长，秦朝熟读典籍的学者大都还健在。西汉初年，经典复出，儒家六经之中除《乐经》失传之外，其他五经均得以流传下来。

刘邦祭孔

汉初传习《诗》的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易》的有田何，传习《春秋》的有董仲舒、胡毋生。传习《书》的是伏生，秦始皇禁书时，伏生冒死藏《书》于壁中，而后出走流亡。汉朝建立后，伏生返回再找到时《书》已丢失了十几卷。但这部残缺的《书》却是汉初天下唯一的一本。传习《礼》的有高堂生，当时《礼》已经片简难寻，全凭高堂生口授相传。

惠帝时将“挟书律”废除，文帝废诽谤谣言之罪，搜集典籍，并征召传习百家学说的学者入朝受博士、大夫等职，在京城传道授业。当时传习《书》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入朝，文帝命太常掌故晁错前往伏生处学习，学成归来后授博士。景帝时，孔子八世孙孔鮒在秦始皇禁书时臧于墙壁中的古书被发现，孔子十世孙孔安国将这些由先秦文字写成的古籍用汉隶书写，使残存的儒家典籍得到补充。在宽松的文化环境与朝廷的支持之下儒家与其他学说一并得以恢复发展，

在武帝即位之前，逐渐兴起的儒家就同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家有过冲突论战。文帝时贾谊《治安策》希望用儒家的礼义教化来改变秦战国至秦以来的功利主义，但未得文帝采纳。

景帝时，在关于商汤与周武王是受命于天还是篡逆作乱的问题上儒家辕固生与道家的黄生展开了激烈争论。黄生认为君臣秩序不可乱，君无道是臣子未能尽心规劝的结果，商汤，周武未能尽责反而弑君篡位不符合天命。辕固生则认为桀、纣尽失民心，商汤、周武是受命于天，救百姓于水火。

二人争论的是古事，却又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问题。吴楚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提出“清君侧，诛晁错”，景帝还真就杀了晁错，结果七国并未停止造反。于是不少后人就以此认为是景帝太天真，也有人认为景帝此举是为了不给七国以造反的口实。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前后比较一下吴楚七国之乱与明朝时的靖难之役。

七国之乱

明朝与汉朝很相像，开国皇帝都是平民，都分封了同姓王，后来又都因为削藩而引发叛乱，两场叛乱都提出来清君侧的口号，只是景帝与建文帝的反应不一样。景帝杀了晁错，而建文帝则对力主削藩的齐泰，黄子澄依旧重用。对比叛乱一方，吴楚七国均为景帝远房亲戚，且兵力寡弱。而燕王朱棣是建文帝的亲叔，手下的军队驻守北平，长年与蒙古作战，兵力强盛。相较之下，好像景帝诛晁错与建文帝重用齐、黄二人的行为应该换过来才对。为何会有如此结果呢？答案是景帝时是道家治国，建文帝时是儒家治国。

道家清静无为，认为无为而治才是最好的，天下之所以出问题就是有些人想有所作为才搞乱的。所以景帝时七国之乱发生后，大部分人都认为是景帝强行削藩惹的祸，是削藩打破了平衡，致使战乱发生。没削藩的时候大家都过的好好的。在这种形势下景帝只能继续无为，诛晁错，止削藩，以息事宁人，平息叛乱。这虽为后人耻笑诟病，但在当时是唯一的选择。

再看靖难之役，同样面对清君侧的口号，儒家的态度是有为，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叛乱，既然问题已经出现了，那就要彻底解决掉。诛杀主张削藩的大臣虽然有可能息事宁人，压制叛乱，但这只是暂时的压制问题，以后还有可能再发生叛乱。因而必须借此机会予以铲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同样的叛乱，同样的口号，道家与儒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道家认为是朝廷的所作所为越界了才招致反叛，是朝廷的锅，因而必诛晁错。而儒家认为你发动叛乱，是你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削藩是维护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百年大计，必须要执行，怨不得朝廷。七国之乱暴露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弊病，辕固生与黄生的争论最终演变成政治路线的斗争。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开始掌握大权。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武帝问道国家的衰亡是因为后来的继承者失去了先王之道的原因吗？王朝兴衰是天命还是人为？夏商周三代君主承受天命的根据是什么？灾异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才能避免灾异使天下万物得天命所佑？针对汉武帝的策问，广川人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

董仲舒认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人君刚开始犯错的时候天会降下一些怪异的事与灾害来警告人君。如果人君不以为然，依旧不知悔改，天就会弃他而去。反之，如果人君勤政为民，知错能改，天就会保全他。接着董仲舒提出“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国家的衰亡是人君用人不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因而国家的衰亡不是“道”亡了，而是人君背离了“道”，君明道兴则天下安定，君昏道废则国家灭亡。

在对天命与灾异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承天命而得天下的人出现以后，必定有人力做不到事情发生，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受到万民拥戴，天就会感受到，就会降下非人力可以做到的神奇祥瑞之象，比如周武王孟津大会诸侯时，乘船渡河，船走到河中央，有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中，武王俯身抓起来用它祭天了。渡过河之后，有一团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住的房子上，转动不停，最后变成一只乌鸦，赤红的颜色，发出魄魄的鸣声。

若是人君淫逸奢侈，道德衰微，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臣民的德行是向人君看齐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反之若是人君重视道德教化，臣民也会向德重教，天下就会安定祥瑞。

董仲舒是传习《春秋公羊传》的儒学经师，“大一统”的概念是《公羊传》首次提出的。《春秋经》开篇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阐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谒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的“王”是周文王，作为诸侯的鲁隐公用周文王改正朔的月份被《公羊传》解读为诸侯服从周天子的大一统。“大”意为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与周天子。

汉初刘邦分封诸侯王，诸侯王虽然名义上臣属于皇帝，但实质上是是一个个独立王国。刘邦分封实际上将秦帝国皇帝直接统治天下的一元政体变成了皇帝与诸侯王共同治理天下的多元政体，与大一统相悖。因而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他认为君主是上天之子，代表天的意志统治人民，臣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上天，而君也要服从天的意志，否则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进行惩罚。所以“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主张通过建立以天子为核心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大一统，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的观念，日后的三纲五常就是由此而来。

在思想文化上，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维护国家政治上的统一的重要手段就是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每一家都有不同的思想文化。为整合思想文化，秦始皇开出的药方是堵。民间全面禁书，让人民都成没思想没文化的人，结果堵是堵不住的，秦朝二世而亡。董仲舒开的药方是疏导，主张办太学，兴教育，只不过教育内容是儒家的思想，让天下人都导向儒家的门下，从而完成文化上的统一。当时道家已经难以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即将退出主导地位。法家已有秦朝的前车之鉴，墨家在战国末期就已经衰微。百家之中唯有儒家能担起思想文化大一统的重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顺应了历史潮流。

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并非是对先秦儒学思想的生搬硬套，而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可以说董仲舒思想本身就是对百家学说的大一统。他去除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理想化的部分，融合其他学说，结合时代背景形成了一门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有别于先秦儒学，汉初由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学被称为经学。

最终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武帝罢黜其他学说的博士，立传习儒家典籍的五经博士，并在长安兴建太学，在各郡国设立学校以传授儒家经学。儒家的思想中的积极有为、大一统、重教化以及纲常伦理逐渐成为了国策，这在当时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长远来看对中华大一统也奠定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