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同工不同酬 如何看待同工不同酬应该怎么回答

如何看待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酬有以下影响：

1、影响社会稳定；

2、违法公平正义；

3、有悖效率至上理念。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

美知名学者：同工不同薪是女性工作“不够贪婪”？

*网12月1日电 英国《经济学人》刊发一篇文章介绍一本有关美国研究女性工作状况的新书。作者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女性和职业的专家，也是一位芝加哥学派保守派经济学家，提出女性在家庭中更多地要养育孩子和操持家务，不能更“贪婪的工作”，无法获得加薪进职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并因此在薪酬方面比男性要低一些。

哲学家们所定义的激进和自由女权主义者在女性自由选择权的重要性上存在分歧。自由女权主义者希望妇女拥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强烈要求平权，反对性别歧视。激进女权主义者则认为社会中的父系权力至高无上，并通过影响女性的选择在一些方面对她们进行压迫。两性之间的经济差异——如性别工资差距——向来都是不公正的体现。

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研究女性和职业的专家，她的一本新书研究美国女性的选择以及做出这些选择的背景。《事业与家庭：女性走向平等的世纪之旅》一书追溯了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历史，分析了当下仍困扰她们的职业的因素。

具有讽刺性的一段历史或许是女性从家庭到职场的过程。事实上，戈尔丁研究的第一代女性（出生于1878-1897年）里有很多都是职业女性。要想事业有成，通常需要放弃生育，有时还需要放弃婚姻。她写道，在传记集《美国著名女性》中，只有不到三成的女性有孩子。女性面临的选择是“家庭还是事业”。

到了第三代研究对象，即1924年至1943年出生的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人生经历普遍是：“先家庭后工作”。一般女性在毕业后就工作，但很快就结婚生子，退出职场。孩子一上学她们便会重返职场，法规层面歧视障碍的逐渐消除为她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不过，长期脱离职场，也意味着她们不具备加薪升职所必需的技能和经验。

只有到了1958年之后出生的第五代，许多妇女才渴望兼顾“事业与家庭”。这一转变得益于这么一些条件：帮助女性推迟结婚的避孕药物、帮助她们延迟妊娠的生育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更自由的社会规范。然而，尽管戈尔丁记录了这些惊人的变化，这些女性在性别层面仍受到明显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在薪酬方面。美国女性工作拿到的时薪平均比男性低20%。对于高校毕业生来说，这一差距更大，达到26%。

也正是这一点使该书引人深思。戈尔丁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大多数妇女不再像左派经常声称的那样，在职场遭受歧视，即同工不同酬。性别工资差距也不完全是由女性的职业选择造成的，这和右派有时赞成的解释不谋而合。她计算出，即使女性的职业分布与男性一致——“如果女性是医生，男性是护士”，最多也只能消除三分之一的薪酬差距。

最重要的原因是，女性将缩短职业生涯作为家庭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理性反应的一部分。劳动力市场对任何愿意从事戈尔丁所说的“贪婪工作”的人给予丰厚报酬，无论男女。这些职业需要长时间和不定时办公，如法律、会计和金融行业。父母则需要有人在家里待命，以防孩子突然生病需要从学校接回家来，或是需要出席他们的音乐会或足球赛为其加油鼓气。这与“贪婪工作”是互相矛盾的，后者需要随时满足客户或老板的紧急需求。这两件事无人能够兼顾。合理的做法是，父母中的一方专门从事高薪资的贪婪工作，而另一方——通常是母亲——则把育儿放在第一位。戈尔丁写道："夫妻平等已经并将继续被舍弃，以增加家庭收入"。

主要由于家庭选择而导致的性别收入差距，对重视自由选择权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对经济学家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棘手领域，他们经常强调其研究对象的“显性偏好”，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产出效率。戈尔丁作为芝加哥学派保守派经济学家的一员，并未就政府扩张给出有效建议，这些建议本可以轻易符合她对问题的有力分析。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表明，她支持提供更多育儿补贴，就像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所提议的那样。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她更加慎重地指出，在拜登的诸多提议中，她最支持的是给父母发放补贴（这项政策没有要改变家庭选择的意愿）。她说，这本书讲的是“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并不提供解决方案。

然而，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女性的进步在多大程度上是技术变革和创新带来的结果。这种力量能否让人们不再如此贪婪呢？对于某些职业来说，很难看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几乎没什么能阻止自营职业者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生意。但是，企业有理由使工作变得轻松一点，因为雇用和提拔已为人母的女性意味着从更大的人才库中汲取营养。戈尔丁指出，制药业就是一个已成功实现转型的例子。由于顾客更青睐私人服务，因此许多药剂师都曾是自营职业者。但是，计算机技术和兼并导致药剂师之间的可替代性增加，使人们在工作上变得不那么贪心，但并未带来地位或薪酬上的损失。也许远程工作或人工智能将为其他行业带来同样的好处。

像激进分子一样，戈尔丁确定了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她向读者保证说：“不是你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但她又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对于破坏一个建立在选择基础上的体系犹豫不决。

（翻译：郭珍珍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