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属于江北还是江南-湖北属于江北吗

湖北属于江北还是江南

湖北从广义上讲，属于江南地区。广义的江南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一市长江以南地区。广义的江南面积博大，地貌多样，因而常被看做是“大江南”，这与气象学中的江南范围大致相符。

“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常是一个与“江淮”、“中原”等其他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一直是个不断变化、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

九江之兴——江西的，也是长江的“通衢之地”

陈晓鸣

九江“襟江带湖”的特殊位势，使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带有明显的双重性：在行政辖属上属于江西，是江西的地方行政中心之一，发挥着区域中心城市的职能，素有“江西门户”之称；在经济上，其功能则往往超越江西，而具有全国意义，属中国的九江，抑或是长江流域的九江，发挥着全国货物的转输和调剂功能，而有“七省通衢”之谓。这种角色，使得九江与鄱阳湖流域以及九江与长江流域的关系带有特殊性。

一

九江位于长江中下游交接处南岸。它上通鄂、湘、川，下达皖、苏、沪；又是赣江-鄱阳湖水系与长江交汇点。这种特殊的位势，使九江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先后将寻阳郡治、寻阳县治（今湖北黄梅、广济一带）从江北徙入江南柴桑县（九江）鹤问寨（其城址在今南浔铁路赛湖桥附近）；咸康六年（340），又将江州州治由豫章(南昌)移驻寻阳（九江），九江就成为州、郡、县三级政权同治之地。义熙八年（412），寻阳郡改名为江州郡，九江开始成为江西地方行政中心之一。以后政区虽有更迭，九江作为郡（府、州）级治所，一直循而未改。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在明清两代，九江不仅一直是府治之地，而且地位明显比一般府治重要得多。明代洪武九年（1376），全省十三府划分为九江、南瑞、湖东、湖西、岭北等五道。“九江道”辖饶州、南康、九江三府，道治在德化县（九江）。清代广饶南九道（即广信府、饶州府、南康府、九江府）之治所亦驻在德化县。这不仅使九江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而且也使九江行政中心的调控功能扩展到了几乎整个赣北地区。

九江在相当长时期是作为全国意义的重镇存在。早在西晋元康元年（291），晋惠帝司马衷从扬州分出7郡、从荆州分出3郡，设置“江州”。西晋时期的“州”属于一级政区。在公元304年，西晋王朝分别从武昌郡、庐江郡析出三县设立了寻阳郡，江州辖郡达11个，且江州州治即在寻阳郡的柴桑县。此时的江州所辖的地域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江西省全部、福建省大部、湖北省东南角、湖南省东南角，是西晋朝廷为了削弱荆州、扬州实力而设置的。从东晋开始，江州辖境开始不断缩小，南朝陈时期光大二年（568）以今日的江西省全部为“江州”。唐王朝时期，江州政区也就缩减到现在江西的北部区域（相当今九江市），因此九江作为江州的主要治所也就成为九江市的曾用名延续至今。虽然九江的建置地位逐渐下降，但其在长江流域的区位优势并未因此而完全丧失。晚清蒋湘南在其《江西水道考》中谈及九江与长江的关系：“古称盆口重镇，中流襟带，盖府城当吴楚要会，不特江右安危视九江之缓急，而上游之势淮南江左与共，所谓地有常险者非欤？”

由于九江在全国战略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地区行政区划上重要地位，历史上在九江先后设置过的各级各类机构亦特别繁复。据乾隆《德化县志》卷4，《公署》记载有：布政司、巡按署、检校厅、察院都府、指挥署、兵备按察司、直隶九江卫署、九卫南署司、道标中军厅、九卫北司、千户署、卫经历、卫知事、卫镇署、九江道、推官署、通判署、操江厅、九江递运所、司狱司、所署、百户署、总旗署、仓大使、批验茶引所、税课司、芦课司、鱼苖厂等等一系列行政、军事、民事、税务机构。

同样，鄱阳湖流域不仅是长江的重要补水地域，同时也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腹地的重要屏障与枢纽。 晚清蒋湘南《江西水道考》在讲述江湖之关系时云：“大江虽在九江一府之境而为彭蠡湖水所归；湖水又为赣水所会，赣水又为众水所注，自宜以江水为经，湖水为纬，湖水又以赣江为经，众水为纬；巨细无遗，脉络庶几分明。”也就是说，长江是鄱阳湖众水所归，在水运时代，应该是民船航行的动脉；鄱阳湖是以赣江为主体的五大河所注，同时也是整个流域水运的经络，而九江控其下游的湖口、彭泽，也就襟带了长江与鄱阳湖之利，由此可见，九江长期以来是长江流域水水联运的重要换装港。且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商业贸易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上，九江作为全国商品融通枢纽由来已久。王隐《晋书·地道记》称：“浔阳南开六道，途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来商纳贾，亦一都会也”。隋唐时代，京杭大运河开通，成为南粮北运商旅往来的重要水运通道，与赣江、大庾岭运道相沟通，形成了纵贯中国南北的水陆运输线，联系京城长安，南方通向广州。它使全国交通形成以水运为主的大网络。南北物资，官邮、商旅多通过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运输往来。而江州（九江）港在这个交通大网络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间港、枢纽港作用，突破了原来地区性港口的局限，向全国性港口转化，成为全国交通运输的重要一环，南北水上通道的重要港埠。

由于九江的重要地位，宋元两朝在九江设置了转搬(运)仓、茶运司等转输、征榷机构，承担了漕粮的储存转运、茶叶、食盐的征税任务。尤其是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设置的“榷茶转运司”，其管辖范围包括了皖南、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七省产茶区城的征税、专卖和转运，因而享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谓。

至明代，隨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南北货物的频繁交流，长江、运河上水运商业由此繁荣起来。九江因扼长江黄金水道中下游之交和南北物流之中，其地位日渐突出，从景泰元年（1450）始，明政府在九江设钞关，由户部委官监收。清代沿袭，且地位不断上升，并在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中发挥重要作用。乾隆时期经过九江的长江航船每年约有4—6万艘，平均每天多达百艘至百数十艘。乾隆末年“每年征税银约六十余万两”，最多达70余万两。九江关不仅是清代长江流域各关中税收最高的榷关；就全国而言，九江关亦仅位次粤海关而居第二位。九江实际成为全国粮食、竹木、食盐、茶叶以及京广杂货调剂中心。光绪《江西通志》云：“吴、楚、巴、蜀、滇、黔、百粤之货毕集”。由此可见，九江由于其特殊的位势，在传统社会长期处于重要地位，成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重要的货物调剂中心之一。

九江繁忙的龙开河码头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九江依据1858年《天津条约》开埠通商，1861年设立海关，1862年12月正式开关征税。随着外国资本的入侵，近代航运业在九江兴起，古老的九江港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与先进的交通工具――轮船停靠、装卸相适应的近代化码头开始出现，九江港也开始由木帆船装卸作业转型为以轮船装卸作业的近代港口，成为鄱阳湖流域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和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1861年九江龙开河的英国租界实景照片

率先在九江港设立近代化码头的轮船公司是美国的旗昌公司。旗昌公司是1862年开始通航上海至汉口线，在九江港口建有一个现代化的客货码头。随后几十年间，怡和、太古、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以及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三北、鸿安、大达、宁绍等民营航运企业和江西省小轮航运企业亦先后来九江港设立机构、建设码头、停靠轮船、上下客货，港口得到迅速发展。1915年2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增加了九江港进出集散的货物量。九江进出口贸易最高达7000余万海关两，居全国各通商口岸的第9位，在长江各港口中占居第3位。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达到73万吨，进出口轮船年约五六千艘，木帆船年约25000艘，轮船码头增至14座，港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腹地范围也相当广泛。

在长江流域，由于九江海关的设立，1864年划定九江海关的征税范围：上至湖北武穴，下至江苏江宁的水面；置江西全境和安徽、湖北部分地区为其腹地。因此，九江海关成立初期，在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按1876年《烟台条约》规定：“至沿江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均系内地处所，并非通商口岸，按长江统共章程，应不准洋商私自起下货物。今议通融办法，轮船准暂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定章**。”该条约规定实际上是置安徽的安庆和大通、湖北的武穴、江西的湖口为九江的寄航港，其进出口贸易均需通过九江港来完成；九江海关十年报告称：九江的进出口贸易行情在很大的程度决定武穴、大通和安庆等地的市场状况。由此可以推断，九江辐射范围不仅包括江西，也包括安徽、湖北部分地区。光绪年间的《政治官报》记载：“九江商埠，当扬子江之中枢，为上下游之枢纽，商舶营运，舳舻相接，与湖北之汉口、山东之烟台情事相同，允宜设立商务总会。”

同时，作为鄱阳湖流域唯一的进出口贸易的通商口岸，其辐射了整个鄱阳湖流域。通过内河航运和南浔铁路等水陆交通，把把修水、信江、饶河、抚河、赣江与鄱阳湖区整个至于其腹地范围。“本省一切输出物产，莫不以此为为转运枢纽”。江西的瓷器、大米、靛青、苎麻、茶叶、纸张、夏布、竹木、油料等农副产品无不是通过九江向外输出；鸦片、棉布、煤油、食糖、火柴、肥皂等货物从此地输入。江西的一切近代事物的产生如近代工业、近代交通、近代邮电通讯等无不是以九江首先发轫。在这个意义上说，九江成为江西近代转型的中心。九江经济得开埠之先机，一度雄居江西领先地位，据《申报》（1934年12月27日）记载：“九江各大码头及货栈，悉皆堆货垒垒，转运栈、报关行、押款钱庄、以及各种行栈庄客，林立栉比，较之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有“江西商务虽省城不及九江”之说。

20世纪初的九江姑塘海关

就全国而言，九江是中国第二批，长江流域首批开放的三个口岸之一，其地位亦极为重要。就其进出口贸易额而论，开埠后数十年，虽历经战争破坏、政治**、经济变迁的影响，直至抗战前，九江港进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尤其是1929年进出口货值达到7014万关平两，为九江开埠以来的最高峰，居长江各港第3位。即使1937年浙赣铁路修竣,一部分货物转由浙赣铁路运输，九江港贸易总额仍在6000万元以上，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胶州、广州、汕头、重庆、九龙等埠，居全国第九位。在长江流域，九江也一直占有比较重的份额，排在上海、汉口、重庆之后而位居第四。享有“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美誉。

同时也应该看到，和传统社会相比，近代九江在全国的地位已明显下降，即使在长江流域亦无优势可言，呈边缘化之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方面：

其一、九江城市经济结构不完整。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商品流通和进出口贸易的枢纽，其走的路线也是以商兴市，导致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建设和发展。致使九江工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九江在整个长江流域商品流通体系中的定位，是充当商品集散地和中转站，而不是商品生产基地，这就使九江经济繁荣完全依赖对外贸易的发展，而过渡的商业投机，又严重阻碍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使九江城市工业化受到严重的削弱。城市经济的不稳定，制约了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

其二、缺乏对外发展的战备意识。传统时期，政府只是把九江作为商品流通的重要征榷机关，而不是作为长江流域一个重要集散中心加以开拓；江西地方政府只是把九江作为一个地方行政中心来发挥作用。九江开埠通商，一方面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契入，使传统城市功能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西方冲击的回应，一些与近代化相联系的新因素逐渐出现。而当时江西的统治者，多以九江开埠通商契机，苛剥抄括，仅厘卡“就江西而论，多至七十余处，商货往来，各卡分成扣收，已不无借端抑勒之弊，而一局即多一处之销，多一差即多一人克削”。苛杂繁重的捐税使九江商业深受影响，其通商口岸的影响力逐渐缩小，失去在长江经济链拓展的机会。

其三，经济腹地压缩市场空间受限。城市的聚合力是与其腹地范围的大小及富庶程度成正比的。九江因为开埠较早，又交通便利，曾一度占有较大的腹地，城市经济辐射江西全省及安徽、湖北部分地区。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九江的优势地位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东受上海制挈，西临汉口挤压，南遭南昌的扼制，再加上随后开埠的芜湖、宜昌、沙市、长沙等口岸对其腹地的分割，使九江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另外，在1930年鄂、皖、赣三省重新划界，九江江北部分属地划归湖北黄梅县和安徽的宿松县管辖，从此九江失去跨江而治的机会，这不仅使九江本身人口、面积减少，城市经济功能大为减弱，城市发展空间受到扼制，九江在长江流域的张力明显受到限制，不利于九江城市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而从今天的状况来看，江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是以京九线为依托，以南昌为中心，北接九江，南联赣州，形成一个南北相联的中轴城市带。赣州作为南联珠江三角洲经济圈的窗口，九江作为北接长江经济带的桥梁。以这批城市为中心，并在其周围一定的距离内发展建设一批城市，组成城市网络带，扩大和带动辐射范围，以利于地区的均衡发展。从目前的全国经济发展趋势而言，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最为看好；就江西经济基础而论，则以赣中、赣北为最强。江西要在中部地区崛起，九江的位势尤其不可忽略。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河南与湖北的辖区调整，湖北省100多个乡村，为何划归了河南省？

在之前的文章中，作者和大家聊了一系列关于我国河南省与周边各省区划变迁的问题，例如河南省与安徽省、河南省与河北省、河南省与山东省之间的区划变迁等等。今天，我们聊聊河南省与湖北省。在20世纪30年代，河南省与湖北省进行了一轮区划变迁，出现了两个新的县级区划，那就是大悟县、新县。当时，湖北省的100多个乡村，划入了河南省管理。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区划变迁呢？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聊聊湖北省的具体情况。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的省份，位于长江中游，西连巴蜀，东接皖苏，地理位置非常好。按照2020年七普统计的数据，湖北省总人口5770多万人。2021年，湖北省的GDP总量超过了5万亿，这是非常不错的发展水平。湖北省的气候适中，粮食产量很高，而且品种多样。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每逢其他地区出现饥荒，朝廷都会从湖广调运粮食。例如在影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中，都出现了从湖广调运粮食的剧情。目前，湖北省下辖了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合计有13个地级区划。分别是：武汉市、黄石市、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荆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恩施州。此外，湖北省还有3个省辖市，情况比较特殊。

武汉市是湖北省的省会，同时也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9个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中，武汉市相对于长沙市、合肥市等几个省会城市，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出现了军阀混战和南北对峙的情况。对于控制江南、荆襄等地的政权来说，通常以水军和步军为主。在河南的千里平原上，根本无法与北方政权的骑兵部队正面较量。

在古代历史上，北方政权基本上都拥有实力强劲的骑兵部队，例如具装骑、虎豹骑、铁浮屠、怯薛军等等。在平原上，南方政权很难与北方政权对拼。对于南方政权来说，基本上会依托信阳、南阳、襄阳等地的复杂地形，层层阻击北方骑兵南下。尤其是信阳，以山地、丘陵和水网为主，结构非常复杂，属于大别山脉的一部分。

南方政权在信阳境内，设立了平靖关、武胜关、黄岘关等重要关隘和要塞。一旦信阳失守，那么，北方政权就能长驱直入、饮马长江，武昌等地便岌岌可危。其实，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信阳等地的复杂地形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日本军队南下的过程中，各地部队依托有利地形层层防御、节节阻击。

至于河南省与湖北省的区划变迁，则是历经了好几个阶段的变化。在元朝之前，我国历代王朝都采用了州县两级区划模式。1279年，北方的元朝逐步统一全国以后，疆域面积空前庞大。依靠唐宋两朝的州县两级区划，根据无法有效管理各个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朝借鉴了金国行尚书台的经验，设立了行省制度，把全国划分为10个行省，例如辽阳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广行省等等。

元朝在划分各个行省的时候，基本上参考了河流、山川、湖泊等各方面的因素。当时，河南江北行省的管辖范围很大，湖北长江以北的地区，基本上都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管理。例如襄阳等地，在元朝统治时期，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不得不说元朝把整个大别山一线，全部划入了河南江北行省。至于湖北省位于长江以南的各地，则划入了湖广行省。

当时的湖广省，则管理了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湖南全境、广西大部分地区、贵州部分地区和广东部分地区。河南江北行省的省会在开封府，湖广行省的省会在武昌府。1368年，明朝建立以后，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进一步开始完善和调整。由于明朝拥有南北两个都城，再加上其他13个省，逐步形成了南北直隶和13个省的区划格局。

在明朝统治时期，沿用了湖广省的名称，但区划大大调整，明朝的湖广省，基本上都是现在的湖南省、湖北省。17世纪中期，清朝利用10多年时间，逐步消灭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南明势力，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湖广省面积辽阔、地形结构复杂、人口众多、水网密布，管理难度非常大。康熙皇帝在位的初期，清朝撤销了湖广省，组建了湖北省、湖南省。

湖北省的省会在武昌府，湖南省的省会在长沙府。在清朝统治时期，湖北省下辖了10个府、1个直隶州、1个直隶厅，分别是：武昌府、汉阳府、安陆府、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黄州府、荆州府、宜昌府、施南府、荆门州、鹤峰厅。同一时期，河南省下辖了开封府、彰德府、汝宁府、河南府、南阳府、归德府、怀庆府、卫辉府、陕州、陈州、光州、许州等州府。

其中，光州直隶州下辖了光山县、息县、固始县、商城县等4个县。1912年，统治了200多年的清朝灭亡以后，我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复杂阶段。由于战争不断，对于各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32年，鉴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地区情况复杂、地形崎岖、交通不便等一系列原因，当时的政权决定以“形势重要，距城远，控制不便”因素，开始调整河南、湖北两省的区划。

1933年1月，河南省罗山县的100多个乡村、大约569.55平方公里的土地，再加上湖北省黄安县、孝感县、黄陂县的部分乡镇，组建了礼山县，隶属于湖北省管理。与此同时，湖北省黄安县、麻城的100多个乡村（将近200个村庄），划入了河南省管理，再加上河南省光山县的部分乡镇，组建了经扶县。1947年，经扶县更名为新县。1952年，礼山县更名为大悟县。

目前，新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管理，大悟县则隶属于湖北省孝感市管理。在30年代的区划调整中，河南省的100多个村庄，划入了湖北省。与此同时，湖北省的100多个村庄，划入了河南省。双方基本上属于换地，都涉及了100多个村庄。当然，湖北省划入的部分更大一些。

作者当年的一位大学同学，老家就是罗山县的。按照他的描述，几十年前，他家原本在湖北省一侧生活。后来，才迁移到了河南省一侧。不得不说，信阳在口音、饮食等各个方面更接近于湖北。例如河南大部分地级市都是以各种面食为主，例如烩面、焖面、板面等等，信阳则是以米饭为主。

关于我国各地区划调整的一系列故事，还有很多。作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和大家慢慢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