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用品的范围_文化用品包括些什么

文化用品包括些什么

文化用品包括铅笔、钢笔、水彩笔、胶棒、圆珠笔、碳素笔、胶条、尺子、橡皮、铅笔盒、书、书包、三角板、圆规、计算器、墨水、钢笔水、订书器、字典、作文纸、数学纸、本、水粉、水粉笔、中国画颜料、调色盘等。

学习用品：

在人们生活中学习用品的种类十分丰富，并且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现代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学习用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学习用品的需求，电子学习用品异军突起，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传统的学习用品和电子学习用品。传统的学习用品有笔记本，橡皮，黑板，课桌，墨水，尺子，圆规，文具盒，书包等等。现在流行的电子学习用品有：复读机，点读机，电脑，iPad等。

天地同和 日月生辉——中国古代乐器赏读

【读书者说】

作者：冯卓慧（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者按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音乐既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它穿过历史的浩荡激流，见证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而乐器，更是中华礼乐文明的有力见证。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著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一书，近期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书中，编著者们通过一件件乐器，将笛哨初现、钟磬喤喤、丝竹相合、锣鼓生辉的中国古代乐器发展历程娓娓道来。今日，《光明悦读》约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撰文，为读者展开一段中国民族乐器的溯源之旅。

编钟九件（春秋），通高最高78.7厘米、最低48厘米，1955年安徽寿县蔡候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202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一次展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展览以“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为题，展出了200余件（套）中国古代乐器。依托于国家博物馆丰富的藏品资源，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二十余家文博单位支持，展出的200余件（套）展品涉及乐器、乐俑、图像等多种形态，时代涵盖了中华文明的各个阶段。2022年，国家博物馆择选其中的代表性展品，出版了名为《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的画册。

画册延续展览的立意，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乐器的文化特点。136件（套）艺术精品分为“鹤鸣九皋声闻于天”“钟鼓喤喤大音至乐”“丝竹相合妙音飞花”“云间锣鼔日月同辉”和“高山流水松风清音”五个部分展现，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乐器的一次集中展示。

远古之音，旷如川泽，先人执笛，洞开乾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肇始，礼乐分明。钟声如天诏，磬声示神明，丝竹似流水，鼓声若雷鸣……在一组组精妙无比的图示与解说中，中华礼乐文明的生命力扑面而来。

九霄环佩琴（唐），通长123.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先民之乐

在《天地同和》一书中，收录的第一件乐器，是1986年出土于舞阳贾湖遗址的七孔骨笛。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500～9000年。我们常说华夏文明五千年，有文献记载的信史三千余年。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一认识被逐渐印证，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破。舞阳贾湖骨笛的陆续出土，证明了早在9000年前，生活于这片土地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制造和使用乐器的技术。

这一件骨笛突出的特点是，其正面，特别是开设指孔的位置，有着清晰的刻划痕迹，可见骨笛的制作过程经过了精心的测量与计算。在另外的骨笛上还可以看到，在一个音孔的旁边钻了调整音高的小孔。这些都说明，在那个久远的时期，贾湖人已经具有了相当明确的音准观念和制作骨笛的技术标准。回溯相关研究可知，1987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武汉音乐学院组成的测试组，曾对M282∶20号骨笛进行了测音。测试结果显示，该骨笛音质较好、音阶结构为六声音阶或者七声下徵音阶，还存在着转调演奏的可能性。

贾湖骨笛在艺术与工艺层面所表现出的高度，以及遗址中的生产

瑟（西汉），通长116厘米、宽39.5厘米，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生活用具、契刻符号、农业畜业信息，都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溯到前所未及的阶段。类似的器物在不同的文化遗址或国家多有出现，对于这一类器物的性质，学界还存在不同认识。而贾湖骨笛的乐器身份之所以被普遍认同，关键原因是，在我国中原、新疆与**等地目前仍有相似材质或演奏方法的乐器被使用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属工具、文字、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脱离野蛮蒙昧、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这些标志出现于各个古老文明的早期阶段，且都属于人类意识与观念的创造性实践。音乐艺术，同样可视作文明的标志物，是人类脱离了生存需求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其产生的过程今人有多种解释。无论是模仿、劳动、巫术、表现还是求偶，都意味着人类对声音的使用已经脱离了自发阶段，成为有目的的自觉行为。音乐最初的表现形式应为人声。随着可发声器物的加入，音乐行为步入更加高级的阶段，乐器也从此成为音乐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物质形态的角度来看，乐器由粗简到精密，从单一材质到多种材料的结合使用，映衬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改写了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认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文明诞生标志物的认知。

《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王春法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黄钟大吕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中如是说。《礼记》，便是此书书名“天地同和”的由来。

《礼记》是记录先秦时期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对后世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关于礼仪制度的详尽论述，对华夏礼乐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奠基作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逐渐进入阶级社会。这一时期因为青铜礼器的大量使用而被称为青铜时代。周王室为了维护统治权力，推行了一整套等级鲜明的制度体系——礼乐制度，而青铜礼器便是此制度的物化形态。以编钟为代表的青铜乐器，因其具有发声功用而成为礼器中独特的一类，甚至成为礼乐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地同和》收录有青铜钟类器物二十余件（套），形制涉及铙、镈、甬钟、纽钟、钲、錞于、铎、句鑃多个类别，均为殷商至战国期间的典型器。虽然这些器物形态各异，应用范围不一，件数多寡不同，但均由青铜铸造而成，堪称人类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13件战国编纽钟，1957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套完整的楚钟。由于保存情况完好，音乐性能优良，其演奏的《东方红》曾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曲响彻中华大地，并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而进入太空。在录制《东方红》的过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在钟体侧上方找到了五正声之外的一个偏音，由此完成了全曲的演奏。正是这样一个发现，揭开了认识合瓦形编钟历史之谜的序幕。

合瓦形的称谓最早见于《梦溪笔谈》，意为钟体形似两个瓦片扣合，这一形制是华夏先民独有的智慧创造。在青铜被称为吉金的时代，同样的原材料既可以制作武器、货币、生产生活用具，也可以制造象征身份的礼器。持有青铜器数量的多少，往往代表着国力的强大与否。如何高效地利用“祀与戎”活动中必需的原材料，是礼乐器的制造者面临的问题。合瓦形编钟天然地具备一钟双音特性，即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发出两个独立的乐音，由此可以在相同的音列内减少编钟数量，达到节省材料的目的。

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黄翔鹏先生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直到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他的看法才被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曾侯乙编钟3700多字的铭文中，绝大部分记录的是各诸侯国的音高关系，其正侧鼓分别标注着以三度音为基础的乐律学体系。当近世外国学者以“中国音乐基本由五声音阶构成，处于七声没有齐备，更遑论十二律”为主流观念的时候，青铜编钟的陆续发现，揭示出中国的乐人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有了12个半音的音高观念，并成功付诸实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音乐常见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音乐，只是“以简御繁”理念的产物。

在《礼记·乐记》中，“礼辨异，乐统同”的观念被反复提及，强调了以礼乐器为代表的物质形式体现的是等级差异，而音乐的使用是为了强化统一的观念，通过文化的统一来实现政权归属的认同。因此，青铜乐器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仅具有艺术审美的价值，其在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情感方面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夏正声

如果只能选取一种乐器，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代表的话，我个人认为，当属古琴。《天地同和》一书，为古琴独立一章，即体现了其独特的地位。

古琴，又称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焦尾”等，这一历史悠久的乐器直到上个世纪还被称为“琴”。只是之后因众多外来乐器被冠名为带有修饰词的琴，如扬琴、胡琴、小提琴、钢琴等，才更名为古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琴在传统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古琴的文献可上溯至周代，如《礼记》《世本·作篇》中都有伏羲制琴的记载。周代以后，儒家“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观点深入人心，并成为文人四艺之首。正是在文人的拨弄下，古琴艺术形成了华夏艺术独特的审美品格，寄托着文人不流于尘俗的情感追求。出土于南京西善桥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生动地刻画了魏晋文人的风骨，其中古琴的形制已与现今的古琴完全相同，这在全世界的旋律乐器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唐代中期，古琴艺术发展到最为繁盛的阶段，记谱法与斫琴技艺的发展，为古琴艺术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挥洒空间。特别是减字谱的出现，对琴曲的广泛流传贡献卓著。与其他传统音乐多用工尺谱标记音高与节奏的方式不同，古琴谱记载的是弹奏时的定调、弦序、徽位，以及左右手指法、奏法。这样的记谱方式是无法视唱的，观者无法从中读出乐音。脱离古琴，以汉字偏旁为元素的减字谱就是贾宝玉所说的“天书”。为一种乐器创造一种记谱法，一种记谱法只适用于一种乐器，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样是罕见的。也正是因为这一份长达千年的坚守，才保证了古琴乐器形制和古琴艺术品格的持久稳定，成为华夏正声的代表。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九霄环佩琴，为唐代雷氏所斫，是现存同名四器之一。琴体保存完好，通发牛毛断纹，整体风格浑厚圆润、精致内敛。不同于日本正仓院的偶然性封存，国内的唐代古琴能够传承至今，且大多保有优异的声音品质，得益于千百年来不断地弹奏与修缮。历代琴人通过弹琴与“知音”，完成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并不断地将人文精神和情感内涵赋予古琴，将每一处结构、每一份尺度、每一次抚弄，都视作自然与生命的浓缩。在传世名琴的琴腹、琴底等处，多见题款刻印，借以寄情喻志，也体现着文人对古琴所特有的、非一般乐器所能比拟的文化情感。

乐器承载着文明，印证着历史，蕴含着情感，伴随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骨笛、编钟与古琴，体现着中华民族于不同历史时期在音乐艺术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然中华音乐文化博大精深，远非这些典型艺术形式所能涵盖。通览《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可以感知，这些乐器精粹，来自丰厚文化积淀与丰富艺术形态的给养，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之浩如烟海，奔腾不息。

《*》（ 2022年11月05日08版）

来源： *-《*》

中国人必知的国学常识之古人的生活用具和什物

古人的生活用具和什物

席是古人的坐具。席有长有短，短的只能坐一个人，长的可以坐几个人。

筵和席一样，也是铺在地上的坐具，不同的是，筵是铺在地上垫席用的，比席长些，席是加在筵上供人坐用的，比筵短些。后来，筵字的意义拓展，表示宴饮上的陈设。陈子昂《春夜别友人》中说：“金樽对绮筵。”诗中的绮筵，指的就是宴饮的陈设。

近代时，“筵席”成为一个词，用来代称酒馔。

古代的床跟我们今天的床不同，我们今天的床只睡不坐，古代的床除了当卧具，还可以当坐具。《诗经》上说：“载寝之床。”这里的床，是指卧具；《孟子》上说：“舜在床琴。”这里的床，指的是坐具。

几是古人坐时凭倚的用具。古人坐时，两膝跪在席上或床上，臀部坐在脚后跟上，这时就可以凭几。几通常比较矮，是长方形的。一般凭几老人最多，老人又常用杖，所以古人常常几杖连称，认为那是养老敬老的用具。

案有食案、书案。古代进送食物的托盘，叫做案，也就是食案。食案的形体比较小，形制不一，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圆形的有三个案足，长方形的有四个案足，案足很矮，不用时可以放在地上。《后汉书》上说梁鸿的妻子“举案齐眉”，这里的案，就是食案。

除了食案外，还有书案。书案也不太高，一般是长方形的，两端有宽足，宽足向内曲成弧形。南北朝时，案足逐渐增高，矮曲的形状也逐渐变直了。

上古的烛的概念，是和后世不同的，后世指蜡烛，上古时却是指火炬。《说文》说：“烛，庭燎大烛也。”可见烛和庭燎是一样的，都是指火炬。不同的是，火炬拿在手上，就叫烛，火炬立在地上，就叫庭燎。小烛的制作材料是麻蒸，大烛的制作材料是苇薪。

我国战国时代也有镫。当时的镫，形状像是盛食物的登（登是瓦豆），所以就称为镫。古代点镫所用的燃料，是膏，膏是动物的脂肪，不是植物油。到了后来，人们才开始使用植物油点灯。

上古人耕田，使用耒耜。耒是弯曲的木头，起初是选用自然的曲木，后来古人掌握了揉的技术，就可以揉木为耒了。耒的上端是勾曲的，下端分叉；耜的下端是一块圆头平直的木板。

发明冶金技术后，古人在平板中嵌入青铜或者铁片，这就是犁的前身。

犁是由耒耜发展而来的。

战国时代，人们在木犁铧上套上尖头的铁刃，就成了俗称的铁口犁。汉代时，出现了全部用铁制造的犁铧，大幅提高了破土翻土的能力。隋唐时，曲辕犁出现了，这种犁把过去的直辕被改为曲辕，犁架变小，既灵活又轻便。

鼎是上古人煮肉盛肉的器具。通常的鼎，是圆腹的，有三个鼎足，也有方鼎，方鼎是长方形的，有四个鼎足。鼎口的左右，有鼎耳，鼎耳可以穿铉，铉是抬鼎用的杠子。鼎足的下面可以烧火，食物煮熟后，就在鼎内取食。不同的肉食，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鼎来煮，古书上叫做“列鼎而食”。富贵人家进餐，还要鸣钟奏乐，所以后世形容富贵的生活是“钟鸣鼎食”。

俎

古人常常刀匕、刀俎连称，为什么呢？原来，当鼎煮熟肉后，古人是用匕把肉从鼎中取出来，放在俎上拿刀割着吃的。刀匕、刀俎都是食肉时要用到的工具，所以能连称。匕是一种长柄的汤匙，俎是一块小板，通常是木制的，长方形，小板两端有板足撑着。

西周早期 青铜兽面龙纹甗

上古的炊具有鬲、甗（yǎn）。

鬲是煮饭用的，有三只空心足，足很短，足下面可以烧火。鬲有陶鬲和青铜鬲。甗是蒸饭用的，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的底部有孔。上层里面放上米、谷等，下层装上水，烧火时，水蒸气通过下层弥漫升到上层。上层和下层之间，放着一个横隔，横隔有许多细孔，米谷露不下去，而水蒸气又能透上去，使饭蒸熟。

双铺首铜釜甑

釜、甑也是古人的炊具。

古人使用釜、甑，一般是配合着用的。釜像锅，敛口圆底，有的还有两个釜耳，煮饭时把釜放在灶口上。甑像盆，甑的底部有许多细孔，用于透气，煮饭时把甑放在釜上。甑和釜之间也加横隔。

豆

这里所说的豆，不是指大豆，是指我国商周时盛行的一种盛食器。

豆有不同的种类，木制的豆叫做豆，竹制的豆叫做笾，瓦制的豆叫做登。豆的一般形状，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脚盘，有的有盖子。豆最初是用来盛黍稷的，后来肉酱、肉羹等，也逐渐开始用豆盛放了。

我们今天盛饭用的是碗，上古时却不是这样的。《说文》上有盌（碗）字，不过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碗根本不同，实际上是一种盛水器。上古盛饭用什么呢？用的是簋。簋的形状，通常是圆腹，腹下面有足，足成圈状，簋两旁有簋耳。

上古盛饭除了用簋，还用簠。簠的形状通常是长方形，也有两耳。《周礼》上说：“凡祭祀，共簠、簋，实之陈之。”这里就说到了簠和簋。

先秦人吃饭，一般不用筷子，而是用手，直接拿手送饭进嘴。但当时也有筷子，只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礼记》上说：“羹之有菜者用梜。”梜就是木头筷子。大约汉代时，筷子才开始普遍使用了。

筷子是后起的名字，古时叫做箸。

觚gū、觯zhì是上古的饮酒器。

觚是细腰，圈足，喇叭状的口，饮酒所用的觚，通常是青铜制的，也有陶制的，但陶觚多用在随葬上。觯比较小巧轻便，古人说“扬觯”，就是因为觯轻小的缘故。

尊、觥、罍（léi）、壶都是上古的盛酒器。

尊的形制比较多样，形状像觚，中部粗，鼓腹，大口，高圈足。觥既可以用作盛酒器，也可以用作饮酒器，腹是椭圆的，有盖和鋬，底部有圈足。罍和壶除了被古人用来盛酒，也被用来盛水。

我国战国以后，出现了一种形状椭圆的杯，在杯的两侧，有两个弧形的杯耳，所以后人把它叫做耳杯，又叫做羽觞。杯除了用来饮酒，还可以用来盛羹。《史记》上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就说明了杯也能盛羹。汉代杯很常见，通常的制作材料有玉、银、铜、漆等。

鎏金羽觞

“觞”，是古代的一种酒器，用于盛酒。古代有文化的人在雅集中常玩的一种群体游戏叫“流觞曲水”，是这样的：用酒杯盛上酒，放在上游的河面上，使之循着弯曲的流水顺流而下。文人们列位于两岸，看到酒杯顺着流水到了自己面前了，就端起来一饮而尽。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名篇《兰亭集序》：“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就是说的这种情形。

“滥”是“浮起”的意思。“滥觞”即“浮起酒杯”。《荀子•子道》曰：“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邪？”本义指江河发源之处水极少，只能浮起酒杯；引申指事物的起源。如唐刘知几《史通•断限》：“若《汉书》之立表志……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滥觞”一词都是用的它的引申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