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标准答案)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也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了中国革命从挫败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85年前，中国***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军事战争等重大问题，并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法，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是劳而无功的。”会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

遵义会议肯定和确立了***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回忆：“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决策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在遵义会议后的转变，就是党的高层干部从失败中逐渐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结束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养成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作风。”

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当时由于电台无法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中央在没有请示共产国际和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情况下，在遵义会议上独立自主地撤销了“三人团”，批判和否定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认为“特别是华夫（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极大的发展，自我批判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

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我们过去就是由先生抓住手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遵义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政治地位上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全面系统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参加遵义会议的***回忆：“中国***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过度依赖、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不深，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指出：“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朱周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以后，又加了**同志。”遵义会议之后，***当时的职务虽不是最高领导人，但在党和红军最主要的军事斗争工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因为***长期处于军事斗争的第一线，他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得到了红军指战员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尊重，同时张闻天、***和**等领导人又非常尊重***的意见和建议，***在党和红军的决策中实际上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正如胡绳所言：“后来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不只是军事路线和领导的改变，而且改变了政治路线，展开了新局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后再来看，遵义会议的意义可大了。没有遵义会议，很难设想在抗日战争中党和军队的力量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很难设想能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遵义会议召开14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胜利，这是事前不能设想的。现在回顾起来，是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定基础。”（张树军）

光辉足迹丨遵义会议：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

遵义市凤凰山南麓的红军山烈士陵园，集中安葬着一批红军烈士。16日上午，***从北京乘专机一到遵义新舟机场，就驱车来到这里，向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肃立鞠躬，缓步绕行瞻仰，表达对烈士们的崇敬之情。

16日下午，***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他听讲解，看实物，观图片，不时询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遵义会议会议室按当年场景摆放着会议桌椅，墙上挂着全部参会人员照片，***驻足凝视。***看了“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称赞“***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参观结束时，***同现场群众热情握手。

之后，***乘车来到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考察。这个村过去是贫困村，原来的村名叫“荒茅田”。这些年，脱贫致富成效显著，改名为“花茂”，寓花繁叶茂之意。***走进现代高效农业园区的智能温控大棚，看大棚蔬菜产品展示，向正在劳动的村民了解园区解决农民就业、促进增收的情况。随后，他到白泥组党员群众之家，听取村级组织建设和脱贫致富情况介绍，察看驻村工作室、金融便民服务点、藤编工艺和制陶工坊，了解开展精准扶贫的具体项目和实际效果。在经营农家乐的村民王治强家中，***进房间、看院落，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大家高兴地诉说党的富民政策好，日子越过越开心。***指出，党中央十分关心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促进农村发展。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贫困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有决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该村把扶贫开发与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的做法表示肯定，希望村党支部、村委会和村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共同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

——《*》2015年6月19日

（一）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向西突围，***军队紧追其后。长征起始，采取“搬家式”转移，部队携带大量辎重，导致行军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作战。

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急忙命令湘军组织新防线，企图切断红军西进道路，把红军包围在遂川以南、桂东曲江以东的湘南地区。但当时何键的湘军正分散在各地“清剿”，来不及组织大规模兵力，湘南只有一些地方部队驻守。1934年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从汝城、城口之间，一举突破***军的第二道封锁线。此后，再一鼓作气，于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由郴州、宜章、良田间打开缺口，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5日占领宜章，18日兵分两路向道县、江华挺进。但是当接近湘江时，却面临严峻考验，***在那里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随着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调整部署，意欲把红军主力围堵在湘桂交界处，阻止其进入贵州，或者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达到此目的，***命令何键的湘军、李宗仁的桂军广泛地构筑碉堡、壁垒，并调集40万的兵力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于湘江边。

11月25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野战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命令指出，红军目前即将进行决定命运的渡江作战，要利用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时渡过湘江。同时也指出，敌人以逸待劳，而且武器装备占优，红军要做好遭受极大伤亡的准备。

27日，湘江之战开始。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打头阵。28日，红三军团为掩护军委纵队，在新圩和***军浴血作战三天两夜，待撤离战场时红五师仅剩下不到1000人。

红一军团在战斗打响后，攻占脚山铺，夺取了湘江渡口。湘军集中3个师的兵力反攻，企图夺回渡口，把红一军团赶到江里去。红一军团拼死抵抗，此时红八、红九、红五军团尚在百里之外。为了加速渡江，红八、红九军团不得不扔掉一些辎重，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红九军团20余个小时急行军上百里，连夜过江。

红八军团在途中和***军遭遇，耽误了时间，赶到湘江渡口时已经第二天清晨。桂军第四十师赶到江边，猛烈地攻击，红八军团损失惨重，只有一小部分渡过湘江。此后，因为所剩人员不多，红八军团建制撤销。

红三十四师作为全军殿后部队，边打边撤，但是等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经被***军攻占。红三十四师只能转战湘江东岸，进行敌后游击战。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进行的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与***军展开的最为激烈的恶战。尽管红军英勇作战，部队仍然损失惨重，全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二）

按照博古等人的计划，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应该北上湘西，寻找红二、红六军团。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萧克两部会合，***调集20余万兵力，在湘西南以及黔东一带部署防线，沿用“围剿”中央苏区的办法，广泛地构筑碉堡。

既然目的地已经暴露，如果再按原计划进军，那中央红军面对五六倍的敌人，就势必会陷入死地。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博古、李德坚持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带创建苏区。但***认为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当前形势危急，应该放弃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设想，改为向***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争取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张闻天、王稼祥等支持***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西进贵州。

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召开。会上，就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李德仍坚持原先的计划，即在黔北和***军打一场硬仗，甩开敌军，然后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两种意见激烈交锋，在***等人的支持下，***的建议被采纳。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向贵州进军。会后，中央下发《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此外，“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

黎平会议后，红军建制也进行了调整。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合并成为军委纵队，由***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分两路纵队向贵州挺进。右纵队由红三、红五军团组成，直奔黄平，12月28日攻占黄平县城，30日又攻占瓮安县，击败龙安河驻军后直抵乌江南岸。左纵队由红一、红九军团组成， 12月26日，攻取施秉后，又乘胜攻克余庆，而后也顺利抵达乌江渡口。

1935年1月1日，**中央在瓮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又一次提出希望不渡乌江，掉头北上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但这一主张受到与会领导同志的强烈反对，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随后，红一军团强渡乌江；红三、红九军团也在茶山关、回龙场等渡口渡过乌江。1月6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乌江。

1月4日，先期渡过乌江的红六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六团在深溪水歼灭黔军1个营，通过俘虏了解到遵义城的情况后决定智取。红军伪装成黔军的溃军，混入城内。1月7日，红六团里应外合拿下遵义城。1月9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进入遵义城。至此，长途跋涉的中央红军终于得到暂时休整，中央机关也有机会召开会议总结此前的军事教训。这就是后来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顺利召开，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军队将士普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表示怀疑。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得一些前线指挥员对当时的指挥产生不满，例如彭德怀就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并同李德发生激烈争论。随着长征中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第二，领导人之间的认识趋向一致。张闻天和王稼祥早在苏区时期，就对“左”倾路线表示怀疑，并提出过一些批评和建议。长征出发时，***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彼此交换意见。***经常向二人谈到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更促使他们认识到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因此，他们提议在遵义召开中央会议，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对张闻天、王稼祥的提议也都表示支持。

（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红军高级指挥员。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军前后围堵的情况下，红军还要不要执行黎平会议决定，即要不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以及如何摆脱追兵、取得战略主动。当时，***已经派薛岳率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前后夹击，形势严峻。***、聂荣臻首先提出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会议讨论后决定，不再执行黎平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向川西发展。

其次，会议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讨论。博古作总结报告，***作副报告。

博古、***报告后，***、张闻天、王稼祥、**、聂荣臻、彭德怀等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不当，负责人指挥失误。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外，决议指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为此，会议决定：一、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指挥军事。***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为***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树立了***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并没有讨论政治路线，主要是纠正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方针。这主要是***从策略的方面考虑，先解决主要矛盾。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的问题，影响面太广，可能会有较大阻力。等到长征胜利结束，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方才得到彻底解决。

遵义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组织路线上讲，经过长期的革命探索，中国***人事实上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尽管遵义会议并未明确表示由***负全党总责，但他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逐步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

第二，从矛盾处理上讲，遵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树立了党内解决矛盾纠纷的范例。一方面，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并在组织上进行职务调整。另一方面，遵义会议没有单纯对某个人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第三，从成果上分析，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伟大转折。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后，2月10日，向纵队科以上干部传达了决议内容，后来各军团又逐级下达，使红军战士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此后，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实现了北上川西的战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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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21年4月14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