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套人民币发行于2022年(第六套人民币发行时间)

第六套人民币发行时间

1、第六套人民币还未发行，具体发行时间要以央行规定为准，目前只有五套人民币发行。

2、第一套人民币是在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在图样题材上，选择当时经济建设和新社会人们生活的图案，生动展现出我国解放事业及建国初期人们的政治、生活、文化、社会百态，使人们领略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协力、艰苦奋斗、自力。

3、第二套人民币是在第一套人民币的基础上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改变了第一套人民币的金额过大，并且提高印刷质量。第三套人民币于1962年4月15日发行的，这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相比，取消了3元纸币，增加了1角，2角和1元四种金属币。

4、第四套人民币于1987年4月27日发行的，这套人民币有1角，2角和5角，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9种面额，其中1角，2角，5角和1元有纸币，硬币两种。1999年10月1日，人行陆续发行第五套人民币（199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共有1月，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6种面额，其中1元有纸币，硬币两种。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是如何诞生的？

人民币（RMB）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负责人民币的设计、印制和发行。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的辅币单位为角、分。1元等于10角，1角等于10分。人民币符号为元的拼音首字母大写Y加上两横即“¥”。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发行人民币以来，历时72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需要而逐步完善和提高，截止到2021年，已发行五套人民币，形成纸币与金属币、普通纪念币与贵金属纪念币等多品种、多系列的货币体系。除1、2、5分三种硬币外，第一套、第二套和第三套人民币已经退出流通，第四套人民币于2018年5月1日起停止流通（1角、5角纸币和5角、1元硬币除外）。流通的人民币，主要是1999年、2005年、2015年、2019年、2020年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那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是如何诞生的呢？

1947年秋季的一天，位于河北省阜平县的南峪村，迎来了一位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他就是当时正在主持华北地区财政经济工作的董必武。在南峪村，董必武视察了一家叫做“新大”的公司。他不仅对公司经营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细致的了解，而且还为全体职工开了一场声情并茂的动员大会。那么这家新大公司究竟是怎样一个机构？又为什么董必武对它如此重视呢？

这家新大公司实际上是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这里生产的不是一般的书本纸张，而是晋察冀边区当时的流通货币-晋察冀边币。此时，距离***撕毁国共停战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已经一年有余。这一年，敌我双方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逆转，解放军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这样的关键时刻，董必武为何会选择考察印刷局呢？主要是为了统一财经和货币，提前作一些准备。因为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解放区被分割成了许多块，军政方面也是分立的，所以货币也是分立的。各个解放区都发行有自己相应的货币，有自己一套财经工作体系。到1947年时，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还停留在抗日根据地时期自给自足、自然分散的经营状态。各解放区相互征税，设置关税壁垒，使各地物资交流不畅通，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甚至相互抵制。

当时每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独立的银行，并且发行自己的货币。然而这些货币仅限于本地流通，一旦离开解放区就无法使用，这给当时解放军的运动战、大兵团作战和群众生活都带来极大不便。对此，主持华北财经工作的董必武有着切身的感受。1947年春天，董必武带着家人从延安赶赴华北主持财经工作，一路鞍马劳顿。当他们走到山西省五台县附近时，身上带的口粮已经吃完了。就拿陕甘宁边区的票子去买点吃的，结果当地老百姓都不认这个票子。这件事令董必武深切地感到，货币统一势在必行。

1947年3月，在**中央部署下，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陕甘宁五大解放区的财经代表齐聚河北邯郸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上建议成立华北各解放区联合办事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后来经过中央研究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由董必武主职工作，负责协调统一各解放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工作。随后，华北财经办事处开始运转，统一财经的相关工作循序展开。就在董必武走马上任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山东解放区的电报，而发报人是当时**中央华东局的两位领导人张鼎丞和邓子恢。他们在电报中提出，为了适应前线作战的需要，应该尽快创立统一的银行并且发行统一的货币，而且时间是越快越好。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张鼎丞和邓子恢会提出要尽快成立统一银行的要求呢？

早在半年之前，***眼见***军队被解放军一点点消灭，为扭转败局，就改变了作战策略，转而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短短数月之内，就调集几十万部队几次进攻山东解放区。尽管解放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却也损耗巨大，尤其在财政方面希望得到中央支援。在电报当中，张鼎丞和邓子恢还建议说统一之后的银行名字可以考虑使用“联合银行”或者“解放银行”。然而对于这两个名字，董必武都不十分满意。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广泛征求意见。这时候，晋察冀边区银行副行长何松亭听到之后，就对董必武说：既然我们的军队叫人民军队，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那我们的银行就应该叫人民银行。

这个名字得到了董必武的认可，他马上致电中央进行请示。电报很快传到陕北，收到来电，***和***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同意了统一的中央银行定名为中国人民银行，而由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叫人民币。1947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挂在了河北省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门前。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南汉宸被任命为筹备处主任。走马上任后不久，南汉宸向董必武提出了一个请求：给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题字。

这一天董必武特意按照古人的传统礼仪，沐浴更衣，端坐桌前，提笔郑重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个大字。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名字的确定和题写很快就完成了，但是货币统一却不能够一蹴而就。需要稳扎稳打，稳步推进。为了使各解放区的货币能够相互流通，必须确定货币之间兑换的比价，这也是统一货币的首要步骤。然而在动荡的战争年代，这件事并非轻而易举。确定比价后，冀钞和晋察冀边币终于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之间实现了自由流通，两地人员往来物资交流的障碍被顺利扫除。票面设计是人民币发行前另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反复考量之后，华北财经办事处，将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任务交给了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两位工作人员王益久和沈乃鏞。当时按照国际上货币的设计惯例，很多国家都是将领袖头像印在中央银行的货币票面上。因此在最初一版的设计草稿当中，设计者也是将***主席的头像作为了主景内容。然而，当这份设计草图上交给中央审阅时候，却被***坚决地拒绝了。不使用领导人的头像，那票面上究竟改印什么图案才最合适呢？

董必武此时找来了南汉宾宸等人再次商议，考虑再三之后，董必武对南汉宸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能够当家做主，那么票面设计，不如就体现“人民”二字，反映解放区的生产建设，于是人民币的设计风格就此确定下来了。接到指示后，王益久和沈乃鏞开始在有限的时间里重新对票面进行设计。他们常常不分昼夜、不眠不休地埋头苦干，吃住都在工作间里，还需要应对头顶上不时想起的敌机轰鸣声。在这样恶劣危险的条件下，王益久、沈乃鏞和同事们不负所托，最终按时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就在人民币设计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在华北战场上，一场重要的战役也即将打响了。石家庄旧称石门，是华北的战略要地，***在这里设下了非常严密的防御体系，不仅构筑了内市沟、外市沟，而且对城市也进行了隔离封锁，更有遍布全市的大大小小碉堡6000多座，是一个出了名的易守难攻之地。凭借着石家庄的工事，***曾经吹嘘过，他们可以坐守三年。在***的据守下，石家庄就像是一颗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中间，割断了两大解放区的联系。那么如果能够将这颗钉子拔掉，华北地区的形势将产生巨大的变化。

1947年11月6日，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打响，在强大的炮火的配合下，解放部队向石家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经过六个昼夜的激战，于12日一举攻破坚固设防的石家庄，两万四千多***守军被全部歼灭。石家庄是***部队攻克的第一个大的城市，它使得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就在石家庄解放半年之后，**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

1948年4月13日，***率领**中央移师华北，抵达晋察冀的城南庄。4月23日，***率领中央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西柏坡。董必武在第一时间就向***汇报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和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财经统一的进展。***定下了一个基调，不能再搞各解放区联合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了，要建立统一政府，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华北财经办事处历经一年零一个月于1948年5月底结束。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由董必武担任部长。

中央财政经济部成立之后，统一财经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了。成立了华北银行，而南汉宸出任总经理，为人民币的发行做着积极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当解放区如火如荼地展开生产建设的时候，***统治区却是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一场金融改革成为了***政府试图挽回经济败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8月，***政府启动了一场币制改革，以金圆券取代原有货币-法币，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劵。然而，此时的***政府已经民心尽失，信用濒临破产，金圆券发行如脱缰野马。仅仅几个月，就同刚被废止的法币一样，变的一文不值，国统区的经济形势愈发岌岌可危。

此时，从军事战场上传来的消息，更让***寝食难安。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10月中下旬，锦州、长春等城市相继解放。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9月24日济南解放，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由此也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为配合解放战争形势需要，尽早统一货币。董必武在1948年10月2日主持召开了财政经济部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的设计印制等问题，决定于1949年1月1日发行人民币，1948年最后三个月为准备阶段。

就在这个决定做出一个多月之后，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三次政务会议，会议进程中，董必武突然临时改变议程，增加了“关于发行统一钞票问题”的议题。他告诉大家“玩下的形势已经是时不我待”，人民币的发行已经是刻不容缓，经过与会人员的认真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的时间提前到了12月1日。这比原计划整整提早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到底此时形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促使人民币必须要提前发行呢？

原来辽沈、淮海战役的节节胜利，使华北之敌成了惊弓之鸟。六十多万***军龟缩于北平、张家口、天津等地，陷入是守是逃、举棋不定的困境。此时，按照**中央部署，东北野战军准备隐蔽入关，平津战役即将打响。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使人民币的印制和发行变得更加紧迫。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发行的日期，从1949年1月1日提前到1948年12月1日，此时留给第一批人民币的印制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晋察冀边区印刷局成为第一批人民币主要的印刷地之一。为了确保人民币印刷的万无一失，印刷局特意从张家口等地调运先进的印刷设备并委托东北银行工业处代购印钞纸张。为了加快生产，东北银行印钞厂等条件优良的印钞企业也参与了第一批人民币的印制工作。

1948年12月1日，就在平津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在石家庄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成立了，10.20.50三种面额的第一批人民币也是从这一天开始发行的。第一批三种面额的人民币发行之后，十二种面额的人民币也陆续面世了，各解放区的货币由此逐步统一，***看着崭新的人民币高兴地说：“人民有了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啊。”

时至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一共发行了五套人民币。它们不但串联起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同时也拼接起了我们共同走过的时代。

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小传，你见过第二套人民币吗？

中国第二套纸币发行时，因为各方面条件都已比较成熟，所以这套纸币的印制工艺更趋完善。

在艺术上，总理亲自主持了票面画稿审定，并提出了许多重要修改意见，如1分券的主景设计中，原面的汽车是国产装配的美式汽车图样，建议“还是改一下为好，免得外人误会”；2角券上机车号头上有领袖肖像，建议改为五角星；1元券原设计稿主景为有红旗、彩灯及领袖肖像，批示将红旗、彩灯和墙上挂像去掉；2元券原设计稿为金黄色，与其他主币色调很不协调，且1元券与2元券之间的色样，“在广大劳动群众的习惯上易于混淆”，建议改为蓝色；5元券的主景“民族大团结”，原设计稿为群像中有人高举领袖的画像，后换为两幅语录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及“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对10元券，指出原设计的工农兵主景中的“农妇”，“年纪太苍老，要画得健康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中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恰当”，要求重新修改完善。

这套纸币发行后，群众热烈称赞新币好看、好认、好算、好使。主要因为：一是设计主题思想明确，分票以工业、交通为主题，角票反映农业机械化，搞好生产、建设工业的场面，体现了新时期社会风貌；1元、2元、3元券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图景，表现了革命的历程；5元券和10元券则表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和工农联盟的主题思想。二是钞票式样打破了原有的固定的四边框形式，采用左右花纹对称的新规格，票面尺幅按面额大小分档次递增，整个图案、花边、花纹线条鲜明、精密、美观、活泼。三是除分币外，其他面额人民币全采用胶凹印刷，10元券还采用了当时先进的接线技术。

第二套的币王，如今市场收藏行情是一张大黑拾等于一套北上广的市中心房 从收藏角度来看，这套货币中由当时苏联老大哥代印3元、5元、10元券，由于发行流通的历史关系，所以存世量稀少，故此苏三币又被称为“大三珍”，尤其是印有工农形象的10元劵，收藏届俗称“大黑拾”，是整套纸币的币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钞。当时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去请苏联代做？一批已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 我国第一套人民币自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起发行，由于这套人民币采取多地区分散设计、制版、印刷和分地区就近发行的办法，因此缺陷较多。主要是内容繁杂，主题思想不突出、不明确，图案既有反映工农业生产的劳动场面，也有反映交通运输的场景、名胜古迹等等；钞票种类多，面额种类差别大，最小面额为1元，最大面额达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印刷技术各异，从石版、凸版、胶版、凹版到胶版、凹版套合均有，油墨、纸张就地取材，导致印制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钞票相当精美，有的比较粗糙。从整体上来说，防伪性能较差。

1952年4月，为了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开展。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苏联老大哥帮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

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就钞票印样、数量、交货时间等事项签订合同。 总理亲自指挥了中苏双方的商谈和有关事项的签约全过程。档案记载：“张大使（向苏财政部长兹维列夫）申明：系受总理委托而来”。 张闻天大使曾对兹维列夫强调：“由于我东南边疆，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5元、10元上的花纹那样好。”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为40亿元。7个月后，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钞票票面“采用不超过3元和5元的票面”。兹维列夫表示，钞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印钞工作量将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 当时的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解释说：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希望苏方多多帮忙。” 国内也为印制新钞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钞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一年半后，1954年4月12日，张闻天大使向苏方提出了“新印10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口头请求，并初步商定于1956年内全部交齐。 1954年10月，张闻天大使正式照会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除与苏方再次确认新印10元券外，还解释：“设计稿样须重新设计，延至今年12月间始可转交苏方，交货期限是否因此亦须相应顺延，亦请考虑。”照会还增加了5元券的印数为“20亿元，计4亿张。” 对于印制计划的再次改动，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比曾回答：“困难当然有，你们有，我们也有，不过是可以克服的，算不得什么。” 最后，苏联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3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交货。

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列一列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进口公司”。交接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进行。 为了安全起见，交货俱在白天进行。苏联方面特别提醒：“在中国境内运送时，切勿泄露苏联财政部或国家银行字样”。

在新钞交接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1954年7月5日，“苏联木材公司”经理在5元券即将启运时，向中方使馆诚实告白：“承印3元券时已完成所规定之任务，但因有一工厂超额印制了95万张，因此数量巨大，故建议仍运交你方。”对于这批苏方擅自加印的3元券，南汉宸行长很快答复同意“运交我方”。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了9批次的人民币。 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反假防伪功能的人民币。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3元、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券、1元券及角、分纸钞共10券种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10元券。

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起限期回收1953年版的3元、5元和10元纸钞，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