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发生了什么(公元前221年发生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发生了什么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秦王嬴政称始皇帝。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首位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完成华夏大一统，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
秦国最屈辱的一场战役：50万秦军被5万魏军击败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之后的时期。经过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周朝境内的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也即大部分弱小的诸侯国，基本上都被周边的大国兼并了。到了春秋末期，魏赵韩三家联手消灭智氏，并在战国初期瓜分了晋国，成为魏国、韩国、赵国这三个诸侯国。与此同时，田氏代齐的发生，促使战国七雄的局面得以形成，也即秦国、齐国、韩国、魏国、赵国、楚国、燕国七雄并列。在战国七雄中，虽然秦国是公认的最强大的诸侯国，但是，秦国的强大，也是商鞅变法之后才实现的。
在商鞅变法之前，也即战国初期，秦国则是战国七雄中相对弱小的诸侯国。比如秦国的河西之地，就被旁边的魏国占据了。为了夺回被魏国占据的河西之战，秦国和魏国展开了多次较量。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秦国胜少败多。于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见河西难下，下令举全国之力调集超过50万秦军，大举进攻秦国东进道路上的重要城邑阴晋。在此基础上，秦国最屈辱的一场战役——阴晋之战正式曝光了。
一
首先，在战国初期，魏文侯率先在魏国推行了“李悝变法”。经过李悝变法之后，魏国的整体实力超过了战国七雄的其他诸侯国。于是，魏国决定攻打旁边的秦国，以此扩大自身的疆域。周威烈王七年（公元前419年），魏文侯渡过黄河在河西筑少梁城。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魏文侯伐秦城临晋、元里，秦国堑洛，城重泉。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文侯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郃阳二城。在魏国的不断进攻之下，秦国失去了河西之地。秦国为了夺回河西失地，于周安王元年（公元前401年）秦简公伐魏至阳孤，但是被魏国击败。
周安王十二年（公元前390年）秦惠公与魏国战于武城（今陕西华县东），秦国矢志不渝企图夺回河西故地，魏国将士则严防死守力图遏制秦军复仇，这成为阴晋之战爆发的重要历史背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秦惠公认为小打小闹的，很难从魏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因此，秦惠公这位君主下令举全国之力，组成了一支50万人的大军，从而大举进攻秦国东进道路上的重要城邑阴晋。在阴晋之战中，秦军在阴晋城外布下营垒，形势可谓危急。
二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吴起请魏武侯派5万名没有立过功的人作为步兵，由自己亲自率领反击秦军。魏武侯同意，并加派战车500乘、骑兵3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吴起的这5万大军虽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但是，他们都是吴起一手训练的魏武卒。而就魏武卒来说，无疑是战国时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魏武卒”是吴起训练的精锐步兵。吴起当年训练魏武卒，“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士兵披三重甲（内外三层防护服或者就是重甲的别称），持戈配剑，操12石之弩，负矢囊内装弩箭50枝，携三日口粮，半天能走一百里（荀子议兵篇）。
虽然魏武卒的训练很艰苦和选拔标准非常挑剔，不过一旦成为武卒就能享受优厚待遇。并且，对于魏武卒来说，一旦立下战功的话，将会获得极高的封赏。一定程度上，商鞅变法中的“军功授爵”制度，显然有对魏武卒的借鉴。在此基础上，面对秦国的50万大军，5万魏武卒没有畏惧，反而认为这是立下战功，从而获得封赏的机会。换而言之，在阴晋之战中，魏国将士的士气是非常高昂，这成为他们能够以少胜多的重要原因。
三
在秦军发动大举进攻前夕，吴起获得情报判断出秦军声势浩大表象下虚弱的军力，于是决心率军一战击溃秦军。在此背景下，吴起作为魏武卒的主帅，向魏武卒发布命令说：诸位都应当跟我一起去同敌作战，无论车兵、骑兵和步兵，“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吴子·励士》)。然后，吴起率领魏军在阴晋向秦军发起反击。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在魏国大军的人数虽然只有5万人，也即约为秦军数量的十分之一。但是，这5万大军全是装备精良的魏武卒。
与此相对应的是，秦国虽然调集了50万大军，不过，这里面的大部分士兵，都是刚刚被征召到战场上的，也即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更没有精锐的装备。因此，秦军面对强大的魏军无力抵抗，被魏武卒反复冲杀多次击穿军阵，促使50万秦军大败而逃。由此，对于阴晋之战来说，和历史上的井陉之战、巨鹿之战、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等战役一样，都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而对于秦国来说，阴晋之战自然成为其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场战役了，让本就弱小的秦国再次遭受重创。
四
最后，总的来说，此战，虽然秦军人多势众却严重缺乏装备和必要的训练，并且在士气上也比不上魏武卒。秦军主力的数千乘战车无法挽救几十万秦人士卒被击溃的危局，在吴起率领的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魏武卒面前，人数众多却毫无战斗力的秦军被一举击溃。就这场战役来说，自然也成为吴起这位名将的巅峰之战了。在阴晋之战后，魏国不但确保了自己对河西之地的占据，同时也引发了“诸侯卑秦”的结果，使秦国上下深以为耻。五年后，秦国发动兵变废秦出子迎立秦灵公太子嬴师隰为秦献公，秦国由此展开对魏国的一系列反击战争，直至秦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62年）秦军终于夺取少梁城，俘虏公叔痤。
对此，在笔者看来，俗语有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在阴晋之战中，秦国损失惨重，不过，这一刺激到了秦国上下，促使秦国在之后勇于求变，并进行了“商鞅变法”。对于秦孝公这位君主来说，正是不愿意继续被其他诸侯国瞧不起，从而破除一切阻力，支持商鞅在秦国推行了最为彻底的变法。在商鞅变法后，秦国不仅重创了魏国，还因此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而这，无疑让我们更加深刻明白“知耻而后勇”这一道理了。对此，你怎么看呢？
一个水利工程的阴谋，转动秦灭六国的发动机
公元前247年，嬴政登基，成为新一代秦王。水工郑国从韩国来到秦国，带去一个延续十年不为人知的惊天阴谋。
远交近攻韩当其冲
在战国七雄所处的地理格局中，韩国迎面正对秦国东进中原交通要道，是秦国蚕食的主要对象。早在刚进入战国时期的秦惠公九年（前391），秦国就曾攻打韩国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一带），占领六座城池。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秦国在脩鱼（今河南省原阳县一带）大败韩军，斩杀8万韩军，“诸侯振恐”。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秦国再次进攻韩国，拿下武始（今河北省武安市南部一带）、新城（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一带）。韩国联合魏国，以魏将公孙喜为元帅，率24万韩魏联军进据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一带），迎击秦军。第二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级，虏公孙喜，拔五城”，韩国元气大伤。昭襄王四十一年（前266），昭襄王拜范睢为相，大力推行远交近攻之策，重点蚕食韩国。
昭襄王、范睢本欲通过对韩国进行武力威胁逼其就范，作出发兵进攻荥阳、太行，将韩国“断而为三”的态势，但韩国经受住了恐吓没有屈服。昭襄王大怒，连年向韩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秦军攻取韩国少曲（今河南省孟州市一带）、高平（今河南省济源市一带）；第二年，白起“伐韩，拔九城，斩首五万”；次年，白起率兵占领韩国太行山以南地区；昭襄王四十五年（前262），秦国夺取韩国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一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军攻占韩国阳城、负黍（均在今河南省登封市一带），“斩首四万”。两年后，“韩王入朝”求和。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昭襄王薨逝，韩王“衰绖入吊祠”，身穿重孝到祭庙哀悼。
韩王此举已属恭顺之极，但仍无法阻挡秦军兵锋。昭襄王之子孝文王即位三天就去世，孝文王之子庄襄王即位当年（前249），就派大将蒙骜伐韩，占领成皋（今虎牢关一带）、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一带），设置三川郡。韩国国势危如累卵，朝不保夕。
凿渠疲秦万世之功
据学者共计，从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49年，韩国受到秦国较大的进攻多达19次。从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更是几乎每年都从韩国手中夺取土地。吃饭、睡觉、打韩国，成为秦**民日常生活的保留节目。
公元前247年，庄襄王薨逝，其子嬴政即位。面对秦国咄咄逼人的灭国压力，韩桓惠王君臣“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为转移秦国东侵的注意力，策划出一个自认绝妙的战略欺骗计划。这就是派遣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君臣，建议秦国在渭水支流泾水和北洛水之间开凿水渠，灌溉关中平原农田。
自商鞅变法以来，兴修水利一直是秦国耕战政策的重要内容，关中平原亦迫切需要借助大型水利工程提升粮食生产力。关中平原西起宝鸡，东到潼关，北抵北山，南界秦岭，土质肥沃疏松，便于耕种，但年降水量只有600毫米左右，且南多北少、西多东少，远远不能满足农产物的需水量。同时，由于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土地盐碱化严重。
缺水成为提高关中平原粮食生产能力的关键制约因素，而引渭水、泾水、洛水进行人工灌溉，是破除这一制约因素的主要解决方案。此时秦国国君虽然是13岁的嬴政，但执掌大权的是丞相吕不韦。吕不韦和群臣经过商议，接受了郑国开挖水渠的建议。
韩国企图用引导秦国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办法，让其劳民伤财以致精疲力竭，自动放弃灭韩计划。此计看似精妙，实则愚拙。若要“疲秦”，只需派建筑大师诱使秦国君臣大建亭台楼阁、离宫别苑，大肆奢靡享乐，让其消磨志气、腐化堕落即可。而韩国却派工程师出技术帮助秦国兴修水利，对其统治重心关中地区进行全方位、整体性的升级改造，无异于亲手帮助秦国战车提升动能，让其更强有力地碾压自己。
更关键的是，经过自秦孝公到庄襄王六代秦王的持续努力，秦国国力早已树大根深，根本不可能被几项超级工程拖垮。韩国兵不血刃退却秦国虎狼之师的理想很丰满，但被动挨打的现实却很骨感。就在秦国开工修渠的第三年，即秦王政三年（前244），秦国大将蒙骜伐韩，又夺取韩国12座城池。惊得目瞪口呆的韩国君臣近乎绝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坐以待毙。
郑国虽然是带着特殊使命来到秦国，但在修渠时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智慧。郑国将东西全长约三百里的干渠渠线，布置在关中平原二级阶梯的最高线上，位于干渠南部的整个灌区都在其控制之下，保证了支渠以及其他下级渠道的自然引水，从而获得了尽可能大的灌溉面积。郑国所开水渠还具有淤灌压碱的功用，即史籍所载“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渠水中含有大量泥沙，用以灌溉可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显著改良盐碱化土壤，从而提高粮食产量。
郑国开渠工程浩大，用时十年尚未完工。十年时间，足以使秦国发现事情真相。大致在公元前237年左右，在嬴政铲除嫪毐、吕不韦势力的时候，秦国查出郑国的间谍身份，这才知道郑国挖渠的真正目的。
得知真相的嬴政君臣要把郑国杀掉，郑国分辩道，我刚开始是作为韩国间谍来到秦国，“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开挖这条水渠确实可以给韩国延长几年气数，但对秦国国运是利在千秋。嬴政听后，深感有理，遂让郑国继续修渠。
水渠修成后，灌溉关中平原4万余顷（约合今天115万亩左右）土地，每亩粮食产量达一钟（约合232斤左右）之多。在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这是一个相当高产的数字。关中平原“为沃野，无凶年”，成为秦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郑国渠成为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水力发动机。
谏止逐客百川归海
嬴政虽然在郑国问题上将计就计，但也对从六国来秦国寻求发展的士人产生怀疑。加之在处置嫪毐、吕不韦事件的过程中，嬴政发现他们手下任用了一大批六国士人。秦国自孝公商鞅变法以来，在人才使用上一直是重外轻内，即重用外来人才，对本国尤其是宗室人员弃之不用，防止他们威胁王权。秦国宗室大臣对此早就忿忿不平，遂抓住机会向刚亲政还没未形成清晰治国思路的嬴政进谗言，“诸侯人来仕者，皆为其主游间耳”，六国士人为保护本国不受攻击，大肆离间秦国君臣感情，“请一切逐之”。
秦王政十年（前237），嬴政下达逐客令，清查国内六国士人，全部驱逐出境。来自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的李斯，亦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当初仅是县里小吏，投奔到荀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学成后来到秦国在吕不韦门下当舍人，又经由吕不韦推荐到嬴政身边，先后任长史和客卿。因为逐客令，李斯被迫出走，就在途中给嬴政上了一道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
李斯引用了秦穆公用戎人由余、虞人百里奚、宋人蹇叔和晋人丕豹、公孙支而称霸西戎，秦孝公用卫人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魏人张仪破六国合纵，昭襄王用魏人范睢远交近攻的例子，说明秦国的事业发展是建立在外来人才的贡献基础之上。李斯用“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告诉嬴政，只有海纳百川，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最终实现秦国崛起的伟大目标。
嬴政看到李斯的奏疏后幡然悔悟，赶忙将其召回，官复原职。更重要的是，嬴政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废除逐客令，避免了更大失误的发生。在重新起用李斯的同时，嬴政还任用来自魏国的尉缭谋划*****顿弱、姚贾参与外交，他们皆非秦国人，却为秦国出力，为嬴政一统六国作出重要贡献。
嬴政逐客之令在很大程度上因郑国间谍身份暴露而起，秦国在改弦更张后，不但让郑国继续实施修渠大业，更以郑国的名字命名新修水渠为郑国渠。由此可见，秦人对经济的看重，对水利的注重，对实用技术的器重，远远超越了政治上的偏见。秦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开放意识和宽阔胸襟，彰显于郑国渠的修建过程中和渠名的命名上。
郑国渠修建期间，秦国确实没有吞并韩国，延缓了韩国的灭亡时间。郑国渠完工后，秦国国力更加强盛，进一步增强了对六国尤其是韩国的战略优势。因此，郑国渠修成之日，便是韩国大限之时。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嬴政命令大将内史腾灭韩，俘虏韩王安，韩国彻底灭亡。随后，秦国用十年时间，逐一攻灭赵、魏、楚、燕、齐，横扫六合。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的秦国最终改版为秦朝，嬴政升级为秦始皇。
灭亡六国后，始皇的宏图并没有驻足于两周旧疆，而是向更北的北方和更南的南方继续前进。在北方，秦始皇修长城，稳定了华夏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民族的边界；在南方，则凿一条水渠运河继续探索未知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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