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史最后一部是什么 24史的第一部是哪一个

24史最后一部是什么

24史最后一部是《明史》。《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明史》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不变与万变》解读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不变与万变》，这是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的文集。

葛剑雄教授是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大家，他曾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对中国历代疆域和人口的变迁都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过二十多部史学专著，比如，《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等等。

从这些书名中不难发现，他研究的主要是“变”的历史，无论疆域、人口，还是朝代、政治，都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这本书里所说的“不变”，其实不是别的，就是指我们中国这个独特的文明体。

书封上用一句话作了总结：“‘万变’之长河，‘不变’之中国。”

为什么说中国是“不变”的呢？这不只是在抒发爱国之情，而是在研究一个非常重要而严肃的历史课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在历史上从未断绝？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文明后来都陨落了，很多庞大的帝国都崩溃了，再也没有重新聚合起来，比如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一旦崩溃就很难复原，唯独咱们中国例外。

所以，在历史学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叫“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古文明”。葛剑雄教授也赞同这个说法，他说，“自从古代中国人使用甲骨文，然后用延续下来的汉字记录历史，几乎没有中断过。从这一点上讲，中华文明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有的历史记录很快中断了，有的文字早已成为死文字。”

所以，数千年来，中华文明这个主体一直是“不变”的，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人口、朝代、制度等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一刻都没停止。书里作了一个精妙的比喻，把古代中国比作一个像人体一样精密的系统，那么，土地就是它的骨架，人就是它的血肉，而朝堂、政治就是它的神经中枢。在漫长的历史里，这些因素互相影响、互相磨合，不断变化发展，让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接下来，我就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先谈“不变之中国”，看看为什么中华文明能一直延续至今、没有被中断。

前面提到，文明没有被中断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历史记录的连续性。中国人不仅把汉字保留了下来，而且，我们还保存了世界上最多的历史书。光是官方钦定的“二十四史”，就有3300卷，4700万字，其他的民间记录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是我们今天了解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依据。

那么，古代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历史呢？有一个说法，叫“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假如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要消灭它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要毁掉它的历史书。你可能觉得奇怪，历史书没有了，可以想办法再研究、再写啊，它怎么会导致灭国呢？没那么简单。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个著名论断，他说：“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历史书记载的，是构成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的共同历史记忆，毁掉一国的历史书，就是抹除了他们用共同记忆和想象构建的家国。”

我们知道，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有大量的历史记录，难道古人那么早就具有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意识吗？其实不是，作者指出，最早的历史记录并不是为了给后人看的，也不是为了所谓的“以史为鉴”，而是为了向天、向神、向祖先报告。甲骨文中的很多内容，都是由巫师记录的，只有巫师才具有与天、神、祖先沟通的能力；只有他们记录的事情，天才能知道；天意也只有通过他们的记录或者占卜，才能被传达下来。到后来，要记的事情越来越多，巫师忙不过来，才从中分化出专门从事记录工作的“史”，就是“历史”的“史”。

“史”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甲骨文，就能一眼看出它的含义。

“史”是一个象形文字，它表示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块记录的板，这个人就是“史”，或者叫“史官”。书里提到，在春秋时期，统治者身边就不止一个史官，基本的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行”。所记的内容是不能让君主本人看的，而是要放在一个密封的柜子里，等他死了，或者退位了，才可以当众打开，然后根据积累的原始记录整理成一部历史书。比如，孔子删定的《春秋》，就是鲁国的历史书。

这些记录可能抄写好几份，有的要留存作档案，有的则要在隆重的仪式上焚化，上报给天。这也说明，这些记录不是为了给后人看，而是给上天和祖先看的。

后来，历朝历代都有记录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和“实录”，史官大多也都能做到客观记录，皇帝干了坏事、犯了错误，都会被记录下来。而史官之所以敢去记，就是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对天、对神、对祖先负责。而皇帝之所以对史官有所敬畏，也是因为这些记录会反映帝王的言行是否符合天意。这关系到他们自己是否会得到上天和祖先的庇佑，一旦自己失德，就会受到祖先神灵的惩罚。

另外，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那些大人物（包括王侯将相）通常都会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形象，在意死后的名声，这也是他们对历史有所敬畏的原因。

那么，除了上面所说的沟通天、神和祖先之外，历史还有没有别的功能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证明政权的合法性。秦汉以后讲究“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也就是说，一个朝代的开创、一个帝王登基必须是符合天命的，是“天命之所系”。但实际上，君王所做的很多事情未必是光彩的，有的是武力暴乱，有的是阴谋篡位，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合法化呢？这就得靠“制造历史”。

书里谈到，每个朝代建立之后，马上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为前一个朝代修一部正史。比如，清朝入关以后，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下来，就开始组织专门的机构修《明史》。《明史》修成后，得到清朝皇帝的重视，正式列为“正史”，成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

为前朝修史，其实是为了论证本朝统治的合法性，证明本朝的法统是正当的。要怎么论证？很简单，就是要证明一个朝代行将灭亡或必然灭亡，要证明它失去天命，是“天之所厌”，连老天爷都讨厌它，所以，才会由“我们”来继承大统。具体要怎么证明呢？主要是靠灾异，所以，在“二十四史”里头，几乎每一部都有专门的篇章记录“灾异”，比如日食、地震、水灾、火灾、蝗灾、瘟疫、畸形的人畜等等，这些灾异一定能和人的活动或者社会现象一一对应，用来证明前朝失去了天命。

与此同时，“二十四史”里会有专门的篇章来记录“祥瑞”。“祥瑞”预示着一个朝代的兴起、一个真命天子的诞生，比如甘露、祥云、灵芝、嘉禾之类，都是吉兆。当然，所谓的祥瑞或者异象，有很多杜撰的成分。比如，刘邦出身低微，为了证明他是真命天子，就说他的母亲有一天在野外休息的时候，有一条龙在他的母亲身上翻滚，他母亲回来后就怀孕了，生下了刘邦，所以刘邦是“龙子”，而且他身上还有很多所谓的“帝王之相”。在“二十四史”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记载。

所以，每个朝代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须要为前朝修史，这就促成了历史记录的连续性。有句话说，“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其实自古以来就如此。这些为了政治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历史，证明了政权的合法性，证明统治者获得了“天命”。

解释了历史记录为何能延续，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应，那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元朝和清朝的历史。我们知道，元朝和清朝分别是蒙古人和满人建立的政权，在当时，是所谓的“异族统治”，这算不算是中华文明的中断呢？

近代以来，就有人鼓吹一种说法——“厓山以后无中国”。1279年，元朝和南宋军队在广东的厓山海域展开决战，南宋军队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背着刚满7岁的小皇帝跳海殉国，从此，汉族政权被蒙古族政权取代。有人就此认为，厓山海战以后，中华文明就中断了，元朝的历史不能算作中国历史，尤其在日本和韩国的史学界，这种观点很有市场。另外，美国的“新清史派”学者，也质疑元朝和清朝的中国属性，他们认为清朝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风格，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有本质区别。

对这些观点，本书作者认为，这些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符合中国人的历史观。首先，元朝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同修，给宋朝、辽朝和金朝同等的地位，也就是承认这三个分裂的政权都是正统，这是模仿唐朝同时修了《南史》和《北史》，这些史书也都被后世承认是“正史”。

这是元朝方面的态度，事实上，元朝的统治者虽然变成了蒙古人，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它的土地、人口、制度，甚至主流价值观念都没有明显的改变，而且他们也自称“中国”。

那么，当时宋朝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书里详细考证了宋朝最后几位忠臣的看法和做法，这里重点说一下我们最熟悉的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丞相，他被元军俘虏后，多次自杀，或者故意激怒元朝方面，力求速死，但他在言辞之间已经不否认元朝的地位。比如，他自称“南朝宰相”，而称元朝的平章阿合马为“北朝宰相”，也就是说把元朝视作“北朝”，承认它和宋朝有平等的地位。

另外，书里还提到，文天祥在给他三弟的信里说，“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明确了三兄弟的分工，意思是说：“我忠于宋朝必须死，老二可以做元朝的官，以便尽孝。你就隐居下来，侍奉家人。”所以你看，最忠于宋朝的当事人，也已经承认元朝取代宋朝这个事实，而且，他愿意让自己的弟弟去做元朝的官，他并没有把元朝视为夷狄。

书里提到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是明朝也为元朝修了《元史》。明朝的法统来自元朝，朱元璋称成吉思汗是天降的英雄。如果元朝已经不是中国，那么明朝也就不能称为“中国”了。

其实早在唐朝，就已经有人从理论上阐述过“中国”这个概念。有一个叫皇甫湜（shí）的官员，就说：“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意思就是说，中国与夷狄的区别在于礼义，而不在于居住在什么地方。所以，作者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把外族完全看成是夷狄，一旦他们进入中原，接受了中原的文化，接受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就是华夏、‘中国’的一部分。”

书里有一段总结，说得特别到位：“在历史上，‘中国’代表了正统，一个政权要建立，要维持，必须把自己作为‘中国’的代表。特别是在分裂的时期，只有以‘中国’自居、并能代表‘中国’的政权，才有可能完成统一。即使是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权，如果想入主中原，要统治整个中国的话，也得自认为是‘中国’，才能争取到政治合法性，才能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同。”

所以，综合来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分裂，有过外族入侵，甚至也有过制度和文化的短暂倒退，但是总体上，中国文明始终是延续的，从未中断，这也就是开头所说的“不变之中国”。

第二部分

再来说说“万变之长河”，看看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疆域、人口和朝廷这三大要素，都发生过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说疆域。不同于现在使用的“领土”概念，中国古代的疆域，是建立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之上的。头顶上的是天，下面所有的地方都叫“天下”，而“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所以，统治者可以自行决定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反过来，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其实不一定有明确的主权意识。

比如，书里提到，对游牧民族而言，往往是我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适合放牧，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如果遇到阻力，就用武力去争夺。而对中原王朝来说，皇帝如果愿意，甚至会把自己管辖的地方划给藩属国或者周边其他民族政权，因为在皇帝看来，这只是一个管辖的问题，反正天下都是他的。这种心态很有意思，跟咱们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国际上经常会为了国界线发生冲突，但在古代，统治者最重视的主要是核心统治区的稳定。

我们知道，每个朝代、每个政权、每个年代的疆域范围都不一样。这里讲讲汉唐两个朝代的趣事。

在西汉，经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疆域已经非常大。如果对照今天的中国地图，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被包括在西汉疆域里的只有三块，也就是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辽河流域以北的东北地区。

那么，这三块地方为什么没有被纳入汉朝的疆域呢？作者说，不是因为汉朝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是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生活，要那块土地没用。他们即使有军事能力占领，也会主动放弃。比如，汉朝好几次打败匈奴，都进驻到蒙古高原，但很快就退了回来，就是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而对青藏高原，汉朝人已经明白，海拔太高的地方不适合他们居住，所以没有往上扩张。东北则是因为气候太冷，在当时同样不适合农耕。而内地还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开垦，汉朝自己的疆域，能够生产出满足自己全部人口需要的粮食和物资，所以，没有必要向这些地方扩张。

唐朝也有类似的情况，唐朝版图的扩大都是军事胜利的结果，它最远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控制了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这是中国历史上能够达到的最西端。作者分析，唐朝也是因为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所以从来没有向这些地方移民，或者去传播自己的文化，甚至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设立正式的行政区。随着国力的衰退，或者因为控制成本太高，或者当地人的反抗，他们往往很快就会收缩、撤回。比如，唐朝对咸海之滨的控制只有三年，之后就退到了帕米尔高原。

汉朝人不习惯高海拔环境，因而没有扩张到青藏高原。有意思的是，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吐蕃人一度占领唐朝西北部的大片疆土，甚至攻占了长安，但是，因为他们在低海拔环境下会“醉氧”，所以，很快就退到了陇东高原。你看，这是自然环境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说完疆域，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个重要变量，那就是人口。人口发展史和移民史也是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

说起古代的人口，可能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古代中国到底有多少人？虽然作者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也承认，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没法穿梭回到古代，去搞人口普查，而古代留下的相关记录也很少，所以，学者们只能根据史料进行估算。

幸运的是，虽然调查人口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但古代社会还是有相关的调查。为什么要调查人口呢？原因无非三个，一是征兵，二是劳役，三是纳税，这三项都是政府治理社会、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户口数字，是秦始皇时期形成的。刘邦攻占咸阳的时候，他的智囊萧何接管了秦朝留下的档案，其中就包括全国的户口数，一个郡、一个县有多少户口都查得到。

以后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户籍统计，但是，很多数据后来都遗失了。今天，我们讲某个朝代有多少人，只能根据保留下来的这些户口或税收数据来推算。

推算的结果是，战国末期，中国大概有三四千万人；秦朝灭亡的时候，中国人口锐减到大约1500万人；西汉末年，人口增加到6000多万人；盛唐时期，大概有7000万到8000万人；北宋末年，人口可能首次突破了1亿；因为战争和饥荒，到明朝初年，人口又回落到大约7000万；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夕，中国在帝制时期的人口达到顶峰，有4.3亿人。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人口又锐减了数千万。

1908年，清朝预备立宪、搞选举，所以，准备花6年时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人口普查，但是，没等调查完，清朝就灭亡了。后来，民国学者根据已经完成的调查资料进行整理，估算出1911年清朝的全国人口总数大约是4亿人，这也就是民国时期常说的“四万万同胞”的由来。

我们都知道，人口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人口数量会影响经济和军事，因为农业生产和打仗都需要人口。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人口数量还会影响婚姻制度和社会开放程度。作者举了个例子，在北朝时期，因为连年战乱，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人口很难增长，长期驻守在前线的将士，没有办法及时结婚，也就没有机会传宗接代。于是，皇帝几次下令，征集后方的寡妇上前线，嫁给将士。

唐太宗即位那年，为了增加人口，下诏书规定：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应该敦促他们赶快结婚。诏书还特别规定，寡妇如果守孝时间满了，就要及时改嫁，鳏夫也要及时婚配。并且，把诏令的实行结果作为考察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为什么唐太宗会“催婚”呢？这是因为当时突厥的进犯，突厥骑兵甚至打到了长安城下，这让他感到增加人口的紧迫性。所以，他下令让地方官动员寡妇改嫁。我们此前认为唐朝社会开放，寡妇改嫁很常见，但其实这跟当时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有关。

但是，到宋朝以后，贞节观念开始流行，有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尤其在明朝和清朝，为“节妇”“烈女”大造贞节牌坊，大力表彰寡妇拒绝改嫁的事迹。这又是为什么呢？过去，学者们都是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而这本书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新思路：

宋朝的人口快速增长，突破了1亿，而明清时期的人口更是连闯几关，突破了4亿，人口急剧增长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就不需要再通过强制寡妇改嫁来增加人口出生率，相反，大力提倡贞节观念，更符合社会需要。清朝后期甚至有学者提出，当时最大的社会危机就是人口太多，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女人的数量，他竟然主张一部分女婴生下来就应该被溺死，留下来的一部分女婴也要送到童贞院，终身不能结婚。同时，要严禁寡妇改嫁，寡妇改嫁要依法治罪，这些违反人道的极端主张竟然被堂而皇之地提出，确实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古代的人口政策、社会政策也是变化无常。

最后，再来说说朝廷或政治制度的变化。在这本《不变与万变》里，作者讲到政治制度的很多变化，说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太上皇的设置，这个制度最能体现历史是“不变”与“万变”的结合。

我们都知道，太上皇就是皇帝的父亲，从秦朝开始就有了太上皇，到清朝一直沿用了两千年。尽管太上皇的称谓一直没变，但每个太上皇的境况都很不一样。比如，第一个当上太上皇的，其实是一个死人，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这是被追封的称号。而第一个为活人封上“太上皇”称号的是刘邦，他为了解决与父亲的礼仪问题，下诏尊父亲为“太上皇”。

作者说，后世的太上皇，只有极个别是皇帝主动让出帝位、自愿当太上皇的，大部分都是被迫当太上皇的。比如安史之乱，唐玄宗出逃，太子李亨宣布登基，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此时唐玄宗在成都，一个月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当上”了太上皇。等他回到长安，只能凄凄惨惨度过余生。在所有太上皇中，唯一自愿当上太上皇、又能继续掌握权力的只有乾隆。他当了六十年皇帝，为了不超过他的祖父康熙，他就传位给儿子嘉庆，自己当太上皇，但实权还是掌握在他手里，嘉庆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通过太上皇这个例子，你就能看出，古代政治制度的变与不变是没有明显界限的。

结语

我们讲到中华文明为何没有中断，这是因为历史记录的连续性，而中华文明的巨大向心力和包容力，让其他外族政权在实现统一之后，也愿意沿用中国传统的制度与文化，并最终实现民族融合，文明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是中国历史“不变”的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的疆域、人口、朝廷、政治都在“万变”之中，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磨合，共同促成了中华文明这个巨大的有机体。